“人性”这个字眼，本不是什么坏名词，即便是“人性化”了，也还有待于文艺理论家来一分为二。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文艺作品，例如某些电影、戏剧、电视剧、小说和纪实文学等等，祭起“人性化”的旗号，把一部历史弄得“莫若以明”，就令人叹息了。

　　把封建帝王，打扮成充满“人性”的“普通人”，叫做“有血有肉”。比如大清朝大兴文字狱、不知杀了多少知识分子的暴君，在电视剧里，一变成了亲手为举子考生秉烛照明的“爱才之君”；又比如历史上暴虐成性、杀人如麻的封建君主，出得金銮殿来，又成了见义勇为、情系民女的“多情种子”，皇帝们不再残暴凶狠，而是儿女情长，深宫里不再风刀霜剑，而是舐犊情深。因为要“人性化”，所以围绕着封建皇室，江湖戏、青楼戏、床头戏，也一时热闹非凡。人们从银幕荧屏上，看到的不再是历代君王的残暴和封建王朝的黑暗，而皇上的“丰富人性”、重臣的惺惺作态以及格格们的“多愁善感”，那样的可爱，那么地煽情，难怪我们的青少年，要请问中山先生，为什么要推翻专制帝制？要请问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要“妖魔化”封建主义？当然在“人性化”旗号下，变得“有血有肉”的，并不止历史上的丑类，便是近几十年来的反角，不是也“富有人性味”了么？林彪的“浓浓亲情”、江青的“似水柔情”、黄吴李邱的儿女情长以及“令人同情”的晚景，不是已经从地摊小书，登堂入室，进入了出版社的书目么？什么“九一三”，什么“五七一”，似乎可以一笔掠过，剩下的只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平常人”。

　　当封建帝王由暴君变为“人性化”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文艺作品中，革命烈士反在“人性化”的旗号下，被涂抹成所谓“有血有肉”的怪物。杨子荣被“人性”成争风吃醋的土匪，许云峰被“人性”成花前月下的情种，那一部新编小说《沙家浜》，不就是在“人性化”的旗号下，才把郭建光“人性”成反派，而把阿庆嫂“人性”成荡妇的吗？至于所谓刘胡兰的“畸婚”，所谓江竹筠的“第三者”以及张志新的“性压抑”等等飞短流长，我宁可相信始作俑者，并非有意要丑化甚么人，但是他们既然要“人性化”，也就不得不按照他们的“人性”标尺来“重塑烈士”，结果走火入魔，走上了将烈士们从“神”变为“妖”的创作过程。

　　在曾经有过的年代，以为只有农民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封建帝王，既然是“地主头子”，就只有一个万恶不赦的脸谱。同样，在“三突出”的原则下，英雄人物变得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这一切，当然应当“颠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呢？例如适当描写君主的“多面”，能不能因此而掩盖他们封建帝王的本质和专制残暴的本相，使他们一概由“鬼”变“人”呢？又例如真实描写革命志士的情感，能不能因此抹煞他们舍生为民的大义，而去“打造”一些有悖人伦道理的“细节”，以此满足低俗的趣味，最终使他们由“神”变“妖”呢？我们再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证明，老是在极端上跳来跳去的习惯性思维，本身就是“人性”的弱点。

　　“人性”是个好字眼，我们不要亵渎它。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