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末，城镇18岁至49岁女性的在业率为72％，比1990年下降了16.2个百分点，与男性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下岗再就业的仅为39％，比男性低24.9个百分点。在妇女下岗潮中，有很大一部分妇女是主动选择回家的。这些主动选择的背后是什么？对妇女又意味着什么？

　　刘琦，下岗女工；周美珍，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高级讲师、唯尔福妇女儿童心理热线主持人。她们在上海市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探讨了妇女回家问题。回家

　　今年43岁的刘琦当初是主动选择下岗回家的。她原来是一家果品公司的营业员，由于所在行业越来越不景气，而在正规劳动力市场因为技能单一，一直找不到工作。1997年，她主动选择下岗，回到家里“相夫教子”。

　　她说，选择回家的第一个理由，是没有一份好的职业，“如果有一份好的职业，我不会选择回家”。

　　另外，孩子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而收入差不多是她十倍的丈夫也希望她回家，照顾家庭。

　　周美珍认为，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选择工作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又与严重的就业危机连在一起。结果是年轻人获得了选择权，中年人则处于下岗的威胁中。在产业结构大调整中，没有技术的中年妇女在就业上受到的冲击最大。除了一小部分人自己做了老板外，大部分想换工作的中年妇女都难以做到，只好选择回家。

　　她们的选择是无奈的，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就业上的性别歧视造成了社会高层次的职业和职位给妇女设置了“玻璃天花板”，让妇女看得见而够不着。回家之后

　　呆在家里，并不是刘琦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丈夫孩子一走，我就没什么事了，做家务，手脚快一点，半小时就做完了，要么兜兜菜场，买买东西，实在一点都没有劲。”

　　回家之后，虽然她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但精神却紧张了。“孩子大了，对我是一种压力，我窝在家里，没有奋斗进取心了，对孩子也是很不利的。我感到在观念上与孩子的代沟越来越深了，他提的问题、讲的话我听不懂了，社会上流行什么都不知道……”

　　周美珍认为，刘琦回家后感受的压力，来自于刘琦与丈夫和孩子之间的精神距离，丈夫和孩子是“社会人”，他们全身心投入社会角色，具有敏锐的社会触角，始终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创新；而刘琦是“家庭人”，被封闭在家庭中，社会能力萎缩，智慧和灵性因缺乏外界的刺激而变得迟钝起来。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为妇女到底创造了多大的选择空间？在社会的流动和分化中，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性别的分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男女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不同的劳动分工、不同的获取和控制资源的优势造成的？我们如何帮助妇女跨越某些方面社会的不公平？（据新华社）

　　（来源：肖春飞 陈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