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杰

　　据报道，国内创办时间最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因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无法立足、搬至较僻静的武定路惨淡经营四年后，还是不得不离开这座开放的现代化大都市，将于明年4月整体搬迁至离上海80公里的千年古镇同里。如果把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在上海短短数年内被迫三次迁址的事情和孟母三迁并提，似乎颇有些亵渎先贤的“大不敬”嫌疑。其实这两件事情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寻找一个更适于存在的环境。所不同的是孟母三迁是主动寻求更好存在环境的“人往高处走”，而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的迁址却是因为国人对于“性”的表象化抵制而导致的迫不得已的“水往低处流”。

　　尽管先哲两千多年前就指出“食、色，性也”并被载诸典籍，至今人们偏偏还是不能给“色”一个“合法化”的平等身份：人们可以呼朋唤友去大快朵颐、饮食文化节也到处在大嚼大咽中风风火火着，却在社会舆论上对性依然视作“洪水猛兽”进行围剿——虽然每个人都在实际行动上没有丝毫惧怕或排斥这个“洪水猛兽”的意图，每每把性科学和性文化与“色情”、“淫荡”等字眼捆绑提论，还有人抛出了“性文化乎？色情乎？”的争议。

　　随便到闹市走走就可以看到，和摩肩接踵的内衣店比肩的“成人用品店”总是门可罗雀，偶尔有人进去怎么看也不像要进去买东西的、却更像进去偷东西的——仿佛只要跟性沾边儿就是把灵魂抵押给了魔鬼、会遭到社会的唾弃。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在社会舆论上遭遇了成长的“天花板”——去看印象派作品展览虽然是“皇帝的新衣”却可以被称为“有品位的艺术活动”，而去看看性文化展览就有可能被人在背后戳断脊梁骨，走进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竟然成了有勇气的先锋们才独有的特权。再加上工商部门关于“性用品和性产品不得做广告”等等约束(虽然后来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个限制)，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由于方方面面压力的合力导致客源问题而每每入不敷出、亏本经营，最终所有经费都由创办人刘达临教授和他的同事垫付——与其说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是被钱挤走的，不如说它是被偏见给扼杀的。

　　从客观上说，色情当然是基于性的，所以性文化和“色情”之间的界限似乎很难界定清楚，但性文化的主旨在提倡性文明，这是性文化和色情最本质的区别特征。我们不排除个别人抱着肮脏龌龊的心理去看性文化展览的可能性，但凡有肮脏龌龊心者即便看到女人穿短袖衣服都不能免性，况且现在合法与非法的成人文化产品如此丰富，区区一个性文化展又会对他产生多大的推动？即便有肮脏龌龊心者在看完性文化展览后犯下了错误，也不能把这个错误归咎于行文化展览——就好比说一个人因为喝醉了去抢劫，我们能因此就在全社会范围内禁酒吗？

　　说起来现代的人们也许觉得荒谬：80年代初的时候，某美院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把自己的人体素描本借给别人看而被定为传播淫秽图片判劳教三年。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认识问题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必然会提高，从模特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画册的出版到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的成立都反映了这种趋势，凭职称证明买《金瓶梅》的时代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进步的社会能宽容同性恋、婚外恋，为什么偏偏对性文化当作“宣淫”而必先灭之而后快呢？我们不仅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性观念，更需要有一个健康、宽容的性文化氛围。

　　正如刘达临教授所指出的“漠视它(性文化)，只能是助长自己的保守和偏见”。一个性文化博物馆的搬迁也许对整个社会来说微不足道，但这背后的原因才是真正可怕的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