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在线消息（湖北日报）记者杨发维、通讯员戴星报道：8月28日，通城县四庄乡原党委委员、团委书记金铭走在大街上，人们不再叫他金书记而喊他金老板。他每天骑着摩托车为自己的生意奔忙。

　　他在一年时间里，脱离工作岗位，只领取基本生活费，自谋生路。

　　通城县10年时间里共有5000多名干部像金铭一样，昨天还是干部为别人忙，今天换位忙自己的事，品尝当百姓的滋味。

　　通城县地处偏僻，经济相对落后，但机构却臃肿，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共超编1313人。一些干部抱着“铁饭碗”吃“安稳饭”，工作效率欠佳，作风不实，不思进取。

　　从1993年起，通城县就在超编单位试行干部脱岗分流。脱岗期间保留其职位，只发基本生活费。

　　县里发现，干部脱岗分流后不仅缓解了财政压力，锻炼归队的干部与以前比像变了个人似的，爱岗敬业，办事效率高，服务意识也增强了。

　　于是，脱岗分流在全县推开，每年脱岗分流人员在1000人以上。

　　眼下，全县40岁以下的干部几乎都有了一次脱岗经历，有600多人已办起自己的企业，准备与“官场”脱钩。

　　今年分流的1087名人员中，80％以上是自愿报名。

　　[新闻解读]离开权力中心后

　　湖北日报记者杨发维 通讯员戴星

　　在人们的眼里，进了党政机关当上干部，工资有保证，出门有面子，手中多少有点权，着实风光。

　　于是，机关里面的不愿出，机关外面的想着法子往里挤，机关变得臃肿了。40多万人的通城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共超编1313人。群众有意见：“本来就不富，还养那么多干部。”“干部多了，我们办事却难了，互相推诿扯皮。”

　　让谁离开机关，谁都能找出一百个不走的理由，县里也拿不下情面。

　　一边是机关里人多了，一边是经济建设主战场缺战将。

　　探索中，通城出台干部脱岗分流政策，有计划地把一部分干部“赶”出机关，让其脱离岗位，到市场经济大潮中摸爬滚打。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一年后可以回来。

　　脱岗分流对干部们是痛苦的选择：“我们是国家干部，怎能去自谋生路？”“改革只对企业，这样对待干部，不符合干部政策。”

　　正是经历这阵痛，使通城县有了意外的收获。在实施干部脱岗分流之初，他们只是想减轻财政压力，没想到此举造就出一支作风过硬、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干部队伍。

　　1993年，县委组织部干部熊海作为首批脱岗分流人员，同他人一起办企业，倍感艰辛。但他从中提高了经济管理能力，返岗后被提拔为乡镇党委书记。

　　全县执法队伍有200多人曾经分流。分流时，其工作证、执法证、徽标等一律上交，待分流期满上班后发还。

　　离开权力中心后，干部变成老百姓，执法者没了往日“威风”，体验到了办事的难处，感受到了市场的无情，知道了到底应怎样为百姓服务。

　　马巷镇原政协组长胡旺明当过镇长，过去到镇上企业检查工作，总是一二三讲上一通，下面不听，他还不高兴。

　　今年初轮岗后，他和几个分流干部一起贷款办起铸钢厂。作为镇上新办企业，镇上领导来看看，提了几点看法以示关怀，老胡心里不平衡了。

　　“我们自己办的厂，该怎么发展心里清楚，不用谁指手画脚。”记者问：“你在镇上当干部时也这样做过吧。”老胡听后笑了：“是，我过去也是这样到处作‘指示’。”“今天怎么就听得不顺耳了？”记者再问。“我觉得他们瞎操心。现在我才明白政府只要把服务做好、为企业创造好的环境，企业就感激不尽了。”

　　老胡还是老胡。他没了干部身份，从老百姓的角度对干部提出了新要求。

　　党委和政府部门负责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是我们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力中心。生活在这个中心的干部们难免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对其它意见很难听进去。老胡在离开权力中心后才意识到干部两字在百姓心中的分量。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孔文浩，从1998年起脱岗两年到温州一个集团公司当总经理助理。他发现公司的老总主要与客户打得火热，企业除每月按时交税，年底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去审验证、照外，和政府没什么关系。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孔文浩也带回了全新的“政府与企业关系论”：“政府只要为企业优化发展环境，制定办事规则就行了，其它的没必要具体管。”

　　从1993年以来，通城县共分流干部10000人次，有分流经历的干部达5000多人。他们中有的在市场中干得有滋有味。县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熊金旺分流后办了离岗退养手续，被湖北福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聘为行政部长、办公室主任。全县有600多人已长期游离在干部队伍之外，活跃在经济建设新战场。

　　县委书记余泗林说：“我们县经历脱岗分流的干部已经懂得了怎样当个好干部，怎样才算得上称职的干部，因为他们近年来都有被干部管过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