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时捷

　　“我觉得你问的问题非常奇怪，我们的报道是客观公正的，如果你们问的是这方面的内容，我想这个采访没有必要做下去了。”

　　9月10日，一家美国主流大报驻京分社的社长听到记者提出“为什么在十六大的报道中大量使用匿名信息源？”的问题后，中断了记者的采访。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命题提出七年后，外国记者心目中的中国仍然是那个封闭自守、黑暗高压的“异类”，尽管已经在中国呆了好几年，他们和中国记者交谈时仍然说的是“你们媒体”、“我们媒体”、“我们和你们的体制是不一样的”，言谈之间，对于“妖魔化”的提法警惕和不满尽现。

　　“你们没有全面地看我们的报道”

　　在一次研讨会上，《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文首先指出，美国媒体决不是一个一元化的统一体，不是只有一个声音，因此中国的研究人员把“西方媒体”或者“美国媒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有失偏颇的。更何况即使在美国的同一家媒体，也常常有不同的声音。

　　“通常很多的中国读者，包括一些专家，并没有全面地看待我们驻华记者的报道”，原《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康锐以此来反驳“报道总是负面的”这一指责。他说，往往一篇关于外交政策或批评政府的文章会引起外交部的反应，被别的媒体转来转去，而驻华记者大量富有人情味的正面报道——胡同里的日常生活、老年人在公园组织合唱团……却被忽略了。康锐认为《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主题是多方面的，既不能单纯用“正面”或“负面”来考虑问题，也不能仅仅以“中国的敌人”或者“中国的朋友”来判断一个记者。

　　有争议的新闻有助于报纸销量

　　潘文告诉本报记者，《华盛顿邮报》的选题思路是选择可以代表中国社会的深刻的东西。虽然他们涉及的中国题材从国企改革、军事外交、房地产到农村村长直选，“由一件事得到启发，从而发现中国的最新变化”却是一个不变的思路。“比如姚明，他不光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子汉，从他的身上还能反映出很多中国改革的变化，比如中国社会对体育运动、偶像的变化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就可以让美国的读者更了解中国。”

　　康锐也说，美国记者的思路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和发生变化的原因。报道的关键在于是否公正地描述事实、解释原因、体现中国官员和老百姓的观点，而不在于报道的主题是否消极。《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韩村乐则表示，有争议的新闻有助于提高报纸销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尽管记者需要如实报道新闻，但必须考虑到媒体的商业属性使报纸必须对一些话题重点关注和炒作。

　　“他们(中国政府)应该给我们通畅的信息渠道”康锐说，作为外国记者，很难接触到决策层的官员；即使外交部官员的话在别处都已经说过了，国外媒体引用时也不能公开他们的名字。他抱怨说：“我们不明白政府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这使得我们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中国人高估了我们的影响力”

　　令众多驻华记者颇感委屈的是，批评他们报道的不仅是中国政府、专家和民众，也有美国的政府官员、商人和学者。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他们被视为中美关系中的“麻烦制造者”。对此潘文的解释是：“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是超级大国，无论媒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两大力量的存在是一定的。两大力量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有起有伏，也许新闻只是反映了双边关系紧张时的状况。”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则承认“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一般是基于美国政府的论调，他们跟记者批评中国、伊拉克、伊朗这些国家都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但是他把美国媒体的单向信息源归因为中国政府与国外媒体沟通的渠道不畅通，使媒体无法获得更多的消息。

　　中美两国历史形成的相互成见，也是国外记者提起的原因之一。康锐说，即使他们写了一篇关于现代中国的报道，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人仍然会对这些高楼大厦惊叹不已，这就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偏见使普通的美国读者无法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我只能说过去20年的报纸他们都白看了”。不少美国记者认为，中国人往往高估了他们对政策、公众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傅睦友说，事实上，诸如李文和案等轰动一时、挑起美国反华情绪的报道并不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深远影响。

　　对于近几年的涉华报道对华态度有所转好的研究结果。美国记者们表示，“我们这些记者始终在这里，没有改变”。“并不是我们的报道方式有了什么变化，变化的是中国，我们的报道只不过反映了中国的变化。”(本文部分内容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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