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吉米·卡特

　　能重返中国并访问这所伟大的学校，我感到十分荣幸。这里聚集了中国最为出类拔萃的精英，是推动中国经济、科学、政治和社会思想进步的发源地。

　　1919的“五四运动”就是由这里的学生发动的。它的导火索是反对巴黎和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租界转让给日本，而不是将它归还给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希望振兴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科学和民主。

　　1949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官员，我参加了在你们最著名的一些港口沿岸举行的海军演习。国民党政权的日子当时已屈指可数。几个月后，蒋介石离开了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日成立，这一天正是我25岁的生日。

　　23年以后，也就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并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谈，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1978年间，我和邓小平进行了极为深刻的谈判。我们宣布中美两国将在1979年的第一天全面恢复关系正常化。这是我在白宫生涯中做出的一个最明智的决定。它为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以及一切珍惜、维护世界这一地区内和平与稳定的人们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

　　在随后的22年中，我多次访问中国。我曾愉快地和邓小平以及他的继任者进行交谈，并且有机会访问你们国家的许多地方，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向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引人注目的进步。更多的信仰自由、迁徙自由、自由创业的权利，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日益提高，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我和邓小平的交谈中，他谈到将要启动经济改革和鼓励开展自由、公开的村委会选举。1982年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1987年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并制定出各项规则，使得上述目标能够实现。前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先生，反复强调村委会选举是中国农民都应该经历的民主学习班。这是中国最终走向整体民主的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

　　六年前，卡特中心被邀请参与在规范选举和治理程序方面提供帮助和建议。从那以后，卡特中心与民政部和全国人大的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1998年11月《村委会组织法》获得了修改，我们继续观察着这个富于魅力的进程。我们还被邀请观察乡镇人民代表的选举。那年夏天，我们中心赞助了一个深圳区县人民代表的换届选举的研讨会。同样，中国官员曾作为我们的客人来到美国，观摩我们选举活动。毫无疑问，我们都从对方身上受益匪浅。.

　　卡特中心严格坚持自己观察员的身份，只在受到邀请的情况下才会发表评论。我们不会在任何时候干涉你们主权国家的基本决策。

　　一些知名学者用中国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与印度和俄罗斯进行比较，并由此认为公务员直选不适合中国。事实上，正是首先基于过去十五年来的经济改革，你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引人注目地转变为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相对开放的国家。毫无疑问，如果愿意，将来进行的政治改革将不会对稳定和法制带来任何真正的威胁。.

　　民主和法制之间并非水火不容。这一点已经在许多国家得到了证明。一些国家，如韩国，曾经由于世界市场的变化，原材料的匮乏，或者失误的管理政策，被迫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挑战。但是他们的国民和政府团结起来，像一个统一的团队，共同克服困难，实现了振兴。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的村委会选举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并十分受欢迎。至于在选出的村官和上级任命官员之间的关系，在一些方面还有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但大部分问题已经被成功地解决。政治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甚至在这里——开始于十五年前的农村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不是洪水猛兽。从实质上讲，它是一套所有参与者都同意遵循的程序。中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当村民们被号召起来选举自己的领导时，他们起初存有疑虑。但是，在最终认识到政府的确鼓励这样做以后，他们便认真、积极参与。由于这样大规模的参与，先前试行的村委会组织法突然变得不能适应，因为它没有包含必要的程序，以保障选举的自由、公正和治理的公开、透明。选举法在1998年得到修订，现在它需要重新修正。.

　　邓小平曾经说过，不进行政治改革，其他任何方面的基本改革都无法取得成功。你们已经迈出了开始的步伐，进一步实现民主的道路就在你们的面前。

　　当我在两年前和江泽民主席会面时，他谈起了“七一讲话”并向我阐述了“三个代表”理论。他同意了我的观点，那就是充分实现“三个代表”的最好道路是让人民以最好和最负责任的方式选择自己的领导。

　　于是，在五四运动84年后的今天，中国仍在讨论着民主的是非曲直。而北大一直是这一辩论最重要的论坛之一。我希望大家都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就像你们的前辈一样，致力于创造自己祖国的未来。(本文是吉米·卡特2003年9月9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经卡特中心授权本刊独家发表。冉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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