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 徐友龙

　　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的世界遗产，不同程度存在人工化、城市化、商业化倾向，而其他级别历史遗产所受到的侵害则更普遍。发展中的中国，该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遗产的关系，怎样才能留住找到民族灵感的钥匙——珍贵的遗产呢？

　　将座位搬出舞台

　　被业内人士称为“现代徐霞客”的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是极为忙碌的，他的本职工作是教学、研究风景区和自然文化遗产，但相当多的时间用在了呼吁对遗产的保护上，在接受观察记者采访时，他很无奈地说，一想到我们有些地方的国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正遭受蚕食，严重破坏了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的心情就沉重不安。

　　同样日夜操心的还有中国工程院孟兆祯院士等耄耋学者。“规划者越来越习惯把‘看台’搭到大自然和祖宗的杰作上，要我们如何能睡好！”孟老说。

　　为了赚更多钱，泰山不用登了，直接上缆车，再建几个星级宾馆吸引游客，甚至像武当山那样，把整个古建筑遗产给出租掉；为了现代化和城市化，在古城中轰开一条大道建成高速，在古塔上建个电梯或者在历史悠久的湖底下挖个隧道；为了快出政绩，干脆将明文不能开发的风景名胜区划归旅游局建成度假区，大兴土木造起宾馆酒店和别墅……孟老说起这些，既焦虑又无奈。虽然，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成立世界遗产中心的目的是明确的，为了实现文化和自然遗产得以完好保存、永续发展。然而，传到发展中的中国，文化或自然遗产等风景名胜区与旅游区的概念就模糊了，遗产的精神文化功能与旅游区的经济功能就混淆了，什么遗产的“惟一性、真实性和完整性”都抛之脑后了。中国的专家们是宽容的。被苏州博物馆事件无奈推上主角的黄玮教授说，发达国家的国家级公园管理的十分完善，却基本上不收门票，他们人少、游客也少，运作基本上靠一些慈善机构的资助就能解决，这是他们的特点。我们应该学习，但现在却做不到，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国情。据了解，目前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管理经费没有纳入到国民经济预算，除非发生地震、火山和洪水登等人力不可抗拒的事件，一般来说，风景名胜区基本上得不到国家拨款。管理部门为了收回投入和维持正常运作，就鼓励开发旅游资源。“地方政府追求政绩、追求GDP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光讲‘与时俱进’忘了‘继往开来’，开发必须得有底线。”孟兆祯说，“就是保护第一、开发第二，以历史遗产的保护为前提，遵循遗产的惟一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得知记者是来自浙江的《观察与思考》新闻周刊，孟老严肃指出：“依我看，你们的杭州灵隐寺和雷锋塔的开发和重修都是有明显硬伤的，而吴山城隍阁则是对西湖的破坏。”“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开发第一，保护第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史瑰宝上修建所谓的‘现代文明’。如果说这些遗产是我们展示给游客的‘舞台’，那么，宾馆、酒店或者博物馆等只不过是‘座位’，可管理者老犯把座位移到舞台上的毛病。”“当舞台被座位破坏得面目全非时，我们还拿什么展示给我们的朋友，又怎么向子孙后代交代？”孟兆祯说。

　　杜绝将错就错

　　由于一些对文化和自然遗产造成破坏的行为往往是事后被关注，这时候，采取怎样的态度极为重要。遗憾的是，具体决策者通常不慎重对待，而是试图通过‘将错就错’或者说是以“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使问题不了了之。这种危险的态度，在都江堰修建紫坪铺工程和杨柳湖工程的事件中最具代表性。林源祥和谢凝高教授都对在都江堰上修大坝十分恼火，一则因为林教授是当年直接指导都江堰申报世界遗产的专家，另一方面在于，他们也是2000年都江堰管理局上马紫坪铺工程论证会的参与者。“除了部分搞水利的，当时绝大多数专家都反对，认为这会对都江堰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而且也不是岷江解决水资源的惟一办法。”

　　谢凝高教授说：“如果要算经济帐，2259年来，都江堰一直发挥巨大的功能，现在灌溉1100多万亩农田，解决50个大小城市的用水，而且其功能将如同他的精神永远可持续运用；可紫坪铺水库大坝的寿命就算有建设者自诩的200年，耗资如此巨大，算一算，都江堰的经济效益肯定也大于修建水库。”可现在有关部门却以“上了紫坪铺，就不得不上杨柳湖工程”作为理由，谢凝高明确指出：“我们希望有关部门比较眼前利益和都江堰的长远利益，对于此类‘钓鱼工程’加强整治力度，不能让错误继续下去。”

　　健全法律

　　中国不是没有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1982年通过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化领域里的第一部专门法律，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后，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12月3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1990年4月1日起施行，之前规范城市规划的是国务院发布的《城市规划条例》。还有如国家建设部1985年发布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这些法律、条例，都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提出了要求。

　　但在观察记者的采访中，专家们是这样评价对现有遗产保护立法问题的看法：“现有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太笼统了，没有硬性的规定、操作性不强……”谢凝高教授认为，这种立法滞后于开发的现状，对中国的遗产保护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很多明显的历史遗产破坏现象，就因为没有准确的法律依据而得不到妥善解决。

　　发生争议时，决策者和保护专家们的观点总是极其对立而没有折衷的方法。黄玮难过地说：“当争议没有标准的时候，就成了个人的不同看法，到最后不了了之。”

　　有个别官员斥责主张保护古遗产的专家说：国家培养你们这些园林工作者、建筑师，是为了让你们创造新的辉煌，如果只是保护旧的东西，政府多招些粉刷的民工就可以了，还要你们干什么？

　　更有人唱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高调：当前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城市要美化，你们专家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是在保护落后，是保护三桶(脚桶、马桶、吊桶)……谢凝高教授介绍说，中国1982年开始设立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外称“国家公园”)现在共有151个，可适用的还只是1985年的“暂行条例”，专家们呼吁了好多年都没有结果。所以，有些地方对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实际上是按经济开发区规定的程序在进行，专家们当然反对，可专家的观点根本没有用：针对泰山的索道，中国的专家们反对了近20年，可现在却由原来的一条变成了三条。1998年，世界遗产中心委员会首次对中国的5个世界遗产地进行环境监测。监测报告中有一段话具体提到：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尤其是那些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虽然已有国家颁布的各种规定、条例和命令，但还要有进一步的立法。现在来看，这些善意的建议对中国仍然适合。

　　建立机制

　　立法固然是基础，但有效的管理机制显然是法律得以正确和严格执行的保证，从当前对一些历史遗产的管理机制看，中国在这方面同样是不足的。

　　“我们国家目前对风景名胜古迹的管理条块分割而且混乱。”浙江省旅游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正秋对记者说，“比如，风景名胜区属于建设系统管理，森林公园属于林业系统管，新诞生的地质公园属于国土资源系统管，而园林和文物又分别是属于园林局和文物局管的，各部门多头管理，常有利益冲突，甚至有地方政府把风景名胜区纳归风景旅游局管理的，往往使得一些历史遗产得不到有效保护。”

　　专家们还有一个重大担忧，就是目前我们国家的风景名胜区全部是交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这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在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经济大开发的滚滚车轮下，某个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的遗产保护意识强一些，历史遗产就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如果领导对此不重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就有可能作出杀鸡取卵的决策，使遗产面临被毁灭的危机。同样一个地方，由于两届政府领导者的意识不同，遗产的生存环境变幻莫测，这就导致遗产保护有很大的随意性。其次，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针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往往有比市级地方政府级别更高的上级单位的参与，使得地方政府对遗产的保护存在局限性。比如，某个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几年前开发、建设了好几幢大厦、宾馆，尽管文物保护单位和当地政府都不赞成，可由于几个工程的开发都与一些省级机关、甚至中央部委有关，地方政府最后还是没有顶住压力，默许了工程上马。几年后，在众多专家和市民的坚决反对下，该市开始整治破坏性开发、建设问题，但仅仅象征性地拆除了一些当地群众的违规建筑，对涉及上级政府部门的违规开发丝毫不动。孟兆祯院士和谢凝高教授都认为，管理上的随意性和局限性，特别对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是因管理权完全交由地方政府管理造成的，虽然建设部风景处也是管理者，但其职责只是业务，即园区的规划、申报等工作，对景区的开发、利用没有直接的管理权。因此，国务院应该参照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成立诸如“国家遗产管理局”的机构，专门管理好世界级和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和文物，才能有效协调社会经济生产和保护文化或自然遗产同步、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