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余凯 实习生朱丹丹 张磊峰 胡蓉

　　一

　　候鸟南飞，蚂蚁搬家，自然界生物的自由迁徙，乃适应环境变化；而在社会中，一国公民的自由流动，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眼下，我国公民“自由迁徙权”颇受关注。与其相关有两个重要“动作”：一个是户籍制度改革，一个是宪法修改。前者如风吹草偃般席卷全国各省市区，后者则将在年内讨论审议。

　　今年以来，始自5年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白热”阶段，各省市纷纷出台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制的现状，降低“农”与“非”户口间的待遇“落差”。

　　在我省，《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日前获省政府批准，该意见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将全面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取消进城人口的指标，放宽对申请迁入城市投靠亲属的条件限制。在城市户口迁移政策上，向有利于吸引资金和人才方面倾斜。

　　其实早在1996年，我省黄陂滠口、黄梅小池等15个小城镇即已试点户籍制度改革。到2000年，试点范围扩大到200个中心镇和25个与周边省份毗邻的重点镇，明确规定取消“农转非”指标控制办法，改由各地根据小城镇发展规划及综合承受能力办理。几年来的试点，已有10万人进了城，规模不算大，但步子迈得早。

　　2001年，全省扩大范围，开始在各县级市市区、县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推行户籍制度改革。

　　与此同时，河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山东、河南、四川等省市的户籍改革均处于大刀阔斧的“现代进行时”。

　　另一重要信息是，即将于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就修宪事宜征求意见并讨论，然后依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宪焦点之一就是“公民迁徙自由”。

　　专家认为，前后者之间联系紧密。户籍制度政策的调整，是恢复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前期准备。

　　二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不过当时，农村户口尚未建立，而一些地方如安徽、四川、山东等地发生水旱灾荒，不少农民为求生存跨地区或向城市流动。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又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兰瑞认为，当时“吃饭问题”是限制农民进城的主要原因。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保证每年供应城市人口250亿公斤粮食已属不易，农民进城一方面给城市添了“吃饭的嘴”，一方面减少了种地的劳力。国家经济状况束缚了自由迁徙的腿脚。

　　1957年1月6日，董必武在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说：“湖北地区1956年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丰收，粮食产量210亿斤。”他还特别谈到每人每月节约0．5公斤粮食的效果：“中国6亿人口，就打少一点，以5亿人口计算，1人1月节约1斤，就是5亿斤，一年就是60亿斤，可以供给像匈牙利、保加利亚两个国家的人民吃一年。”

　　当时，105亿公斤的产粮已是不小的成就，但46后的2002年，湖北全年粮食产量为4571亿公斤，是1956年的40多倍。

　　因为粮食和其他问题，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这种封闭式的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城乡壁垒，户口本成为中国人之间身份及待遇差别的一大标志。

　　三

　　去年3月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陈丽妮以发起人身份向大会提交了《尽快将公民“迁徙自由权”纳入宪法修正案》的议案。

　　她建议：将“公民迁徙自由权”纳入宪法修正案；将户口审批制度改为迁徙登记制度；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推动制度的变迁。

　　许多专家认为，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公民自由迁徙铺平了道路。

　　首先，“吃饭问题”已不复存在；其次，人才、劳力的流动大大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如没有“孔雀东南飞”，就没有深圳特区今日的繁荣。在北京、上海，外来人口对当地GDP的贡献率都在20％左右。

　　此外，公民自由迁徙居住，是中国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认为，4亿城里人、9亿农村人之间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是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土地革命第一次“解放农民”，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5％；八十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制第二次“解放农民”，1978年到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55．4％，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1．7倍，其增幅创历史最高。

　　胡鞍钢指出，中国现在需要进行的第三次“解放农民”，就是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为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

　　当然也有人担心，自由迁徙会“挤爆”发达城市，而实际上，人才、劳力流动完全是市场在起作用，而不是行政权力该管的事。

　　此外，还有担心流动会导致就业竞争加剧、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而实际上正是因为户口壁垒和待遇歧视将部分个别农民边缘化，引发反社会心理造成犯罪。先有平等的身份，然后他们才能认同规则，投资自己。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量大，人员迁徙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现代社会也要求“人，自由地迁徙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