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之五杨天石

　　国共第一次合作虽于1927年破裂，但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国共两党为团结御侮，又不得不酝酿第二次合作。其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曾经起了重要作用。现存《宋庆龄、何香凝致吴稚晖函》云：

　　稚晖先生大鉴：

　　庆龄、香凝等于日前接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及国民党员邮件一封，想先生亦已接同样邮件矣。兹送上庆龄、香凝等所草就函件一通，素知先生一向遵守先总理临终遗嘱，想必能赞同而一致签名。现除先生外，已有多人答允签名，不过欲先得尊名领衔耳。谨此敬颂大安！

　　宋庆龄　何香凝　十月廿日

　　此函封面为“面呈吴稚晖先生亲启，宋、何缄”，未系年。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报告称：“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条约）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肯定蒋介石在对日政策上的“若干进步”，但同时又指出：“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坚持自卫战争以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中共中央还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又表示：在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在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广大军队中，在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觉悟与爱国之士”，“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宋函所称日前收到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及国民党员邮件”。

　　中共中央此函既寄希望于国民党中央，也寄希望于国民党广大党员。9月18日，毛泽东委托潘汉年携手书到上海，会见宋庆龄，商量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毛在函中表示，希望宋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资格出面活动，同时请宋介绍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等人与潘汉年一谈。宋庆龄、何香凝致吴稚晖函的发现，可证毛函深中宋庆龄之意，她的行动既是遵毛之嘱，同时又是和潘汉年商量之后的结果。其办法是：与何香凝合作，起草要求遵守孙中山遗嘱，再次实行国共合作的呼吁书，在国民党中枢人员中征集签名，造成声势，向国民党中央请愿。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除吴稚晖外，宋庆龄、何香凝的动员对象还包括张人杰（静江）、李煜瀛（石曾）、孙科等国民党要人。现存《李煜瀛致吴稚晖函》云：

　　手示敬悉。静兄来京一节，已与谈及，亦有此意。惟行期尚未确定。

　　昨早宋、何两夫人有代表访弟，出示二君来函，弟即复一短函，除签名外，尚拟有所申述。晚间又作一长函，函稿附上。弟意连合战线之原则不能不赞成，而内容则有须保留者，未知尊意以为何如？二君来函亦抄奉，其签名之件，已签宋、何、孙（哲生）三人，弟曾签于孙之后。二君代表谓先已至先生处，不遇，弟告以现不在沪。此事大约即与先生日前所谈京中之事同一关系也。

　　余容续罄。此颂

　　道绥！

　　弟煜瀛敬启。十月廿一日。

　　附件二纸，关于弟之函稿及此事前途，均请赐教为祷，又及。

　　日来先生接其函件否，在京中另有所闻否？又及。

　　李函中所称“静兄”，指张人杰。据李函可知，上引宋庆龄、何香凝函并非通过邮寄，而是由二人派出代表面访，以示郑重。当日，首访吴稚晖，次访李煜瀛。李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曾与蔡元培、吴稚晖等联名“检举”共产党，堪称坚决的反共分子。但是，十年不到，在民族危机危迫的情况下，李煜瀛也不得有所转变。不过，他并不愿意完全放弃旧时的立场，这就使他处于某种矛盾地位：一方面认为“连合战线之原则不能不赞成”，但同时又认为“内容则有须保留者”；一方面在宋庆龄、何香凝所拟呼吁函件上签名，但又另拟长函，提出这一“连合”的条件。

　　宋庆龄、何香凝所拟呼吁函件未见。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等14人向会议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案》，中云：“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继云：“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提案人除宋、何之外，另12人为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科、鹿钟麟、石瑛、张知本、石敬亭、李烈钧、朱霁青、梁寒操、经亨颐。

　　根据上引宋庆龄、何香凝、李煜瀛致吴稚晖函及上述提案的内容与提案人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该提案的初稿就是1935年10月宋、何二人所拟呼吁函件，只不过根据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等新情况稍有修改。

　　国民党中有很多人始终不承认孙中山有所谓“三大政策”。14位提案人中，国民党左派是少数，李煜瀛等原国民党右派能在这样一份提案上联署，颇为不易；吴稚晖没有签名，说明他此时仍不愿放弃反共立场。正因为如此，这一份提案并未能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接受。相反，会议宣言攻击中共“假共同御侮之口号以相号召”，“实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仍表示要“根绝赤祸”。但会议也表示，“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会议提出“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条，以中共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作为谈判条件。条件尽管苛刻，但毕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启了通道。由此也可看出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努力终于发生了作用。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