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恐怕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身后居然能拥有那样令人目眩神移的殊荣：“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之类的头衔纷至沓来。不过，这样一来，孔子身上的人性色彩消失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高高在上，一脸严肃拘谨貌，是神而非人，可敬而不可亲。

　　所幸的是，大量相对比较原始文献的传世，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神化的迷雾窥见历史的本相，了解和欣赏历史人物固有的人性风采。孔子的情况亦复如斯。一部《论语》使孔子作为一位平凡随和而又伟大高明的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世说新语·伤哲》载王戎之言：“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孔子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有血有肉、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普通人。作为“情之所钟”的寻常人物，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充满着“凡夫俗子”式的情感自然流露。真可谓“芙蓉出清水，天然去雕饰”。

　　你看他多么自负，多么不安于位，热衷于表现自己，于是有时不免会说些大话，夸下海口：“如有用我者，三年其为东周矣”，甚至连三年都不必要，一年就足够了：“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他凭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自信？理由很简单，他自认为是“天纵之圣”，是古代文化的唯一承继者，理所当然担当着“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且具备着这方面的杰出才能：“文王既死，文不在兹乎！”可惜的是，当时的统治者个个有眼无珠，没有发现他这位人才，害得他东奔西走，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每念及此，孔子的心里就无法平衡，郁闷得很，无怪乎他要时不时地发牢骚、讲怪话：我难道是只挂在墙壁上的葫芦，中看不中吃吗？越想越不是滋味，气恼懊丧之下，他甚至萌生出远走高飞、到荒凉偏僻地方另开局面的奇怪念头：“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种天真率性的言行，实在不像是一位“圣人”应该有的风度，只能给人留下大言不惭、想当官几近“猴急”的印象。然而，这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孔子富有人情味的一面，真诚爽直，口无遮拦，绝没有后世那些假道学口是心非、巧言令色的气息。

　　孔子自己说过“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这些话，有说得对的，也有不尽合乎事实的。作为一个常人，孔子“耳顺”是事实，但“不惑”似乎一直不曾做到。他像普通人一样，总喜欢有人顺从自己，听自己的话，耳朵根听得进表扬，难以接受批评，即使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他也很难听进。我们看看他对自己学生的态度就知道，“忠言逆耳”对孔子而言同样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孔子所喜欢、欣赏的学生，是颜渊、曾参、闵之骞。这些人其实并无突出的才能，也未见他们在弘扬儒家学说方面作过多大的贡献（曾参的情况稍好一些），他们之所以为孔子所器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善于揣摩老师的心思，总是拣老师乐意听的话朝孔子的耳朵里灌。用孔子自己的话说，便是“于吾言无所不悦”。正因为他们甘于当老师的应声虫，孔子才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相反，像子贡、冉求、子路这类学生，他们比较有自己的个性，一举一动不那么中规合矩，有时甚至敢于对老师的做法大胆进行质疑，这使孔子心里自然不爽，动辄要斥责、“修理”一番：“野哉，由也！”“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一点也没有“尊长”的气量。

　　一部《论语》中，孔子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兴之所至开口骂人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樊迟诚诚恳恳、恭恭敬敬地向孔子请教怎样耕田、如何种菜，结果让孔子大动肝火，臭骂一顿：“小人哉，樊须也！”孔子授课或许不够精彩，宰予提不起精神听讲，大白天在课堂上昏昏沉沉打瞌睡“昼寝”，孔子不反省自己授课方面的问题，反而大光其火，声色俱厉斥责宰予是“朽木”，是“粪土之墙”：“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是孔子人格个性的写照，喜怒哀乐皆形于色是孔子言行的特色。然而，孔子的伟大，却在于他不因为感情的冲动而迷失。他的理智始终是清醒的，所以他尽管对冉求、子路、子贡等弟子有所不满，但依然为他们创造条件去做官，去做事，依然肯定他们各自的能力与特长，依然怀有深厚的感情，为他们的遭遇所揪心，对子路惨死的悼念，就体现了这种至情。不乏理智而又富于感情，有人性的弱点而又不干扰理想的追求，正是孔子的平凡之处，也是孔子的伟大之处。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