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极联动这样一个战略安排里，我们直接地感受到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的稳定所具有的强烈信心和预期。出台类似的战略安排，这样的预期是必不可少的。

　　本刊记者 郑作时

　　蓝图初现

　　新一届领导集体关于经济发展的三极联动蓝图是慢慢地向世人展开的。

　　当温家宝总理第一次去东北阜新考察，甚至在这个标准的资源型城市的矿井下与矿工一起吃年夜饺子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起例行的高层领导向弱势群体送温暖的行动；而他参加完香港回归庆典以后到广东调研则被理解成一次顺访。一直到8月份温总理第三次考察东北，在长春召开高级别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以及8月下旬上海调研之后，温总理才把自己核心的战略示人。这个战略就是他在长春会议上提出的那20个字：“西部加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带动中部。”香港媒体将之简洁地称为“三极论”。在这样一个战略下再去回顾温总理的这一系列考察，我们发现这五次考察完全是服务于它，另外，这样一个战略存在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意念之中也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从温总理在几次考察中的活动看，战略的形成应该在他考察之前。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五年前朱基总理上任之初的情形，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余波还未过去，长江的水灾又接踵而来。朱总理上任时面临的问题可以用火烧眉毛来形容：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下人民币贬不贬值？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能有多少？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一直以出口为主导的中国接下来靠什么来作自己发展的动力？在这些问题的严厉逼问下，我国政府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小城镇建设、推动城市化进程等一系列政策，完满地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但总体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年前的那一瞬间，中国在面临两大冲击之时，政策出台更多地是以“沉着应付”为主导底线的。

　　有趣的是，温家宝总理上任之际，同类问题仍然等着他来回答，但问题本身却有了变化，现在的问题是，经济会不会过热？人民币要不要升值？我们在公平和发展之间应取得怎样的一个平衡？这些变化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在这五年中的进步。现时中国，发展已经入了轨道而成为不可逆的趋势，领导层感到需要操心的，更多的是以怎样一个途径来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温家宝总理可以以半年的时间来从容考察，用一个悉心设计的、主动出击的战略来给这些问题以一个回答。

　　东北！东北！

　　温家宝总理在东北的一系列讲话中，有一些是很值得玩味的。比如说他提到“振兴东北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

　　从东北的反应来看，温家宝总理此言当然不差。在长春会议之后，东北政界、学界和传媒界因总理“振兴东北将成为国策”的言词而群情激奋。当地媒体连篇累牍地围绕着这个大前提召集专家名流献计献策，东北政界高层人物如薄熙来等更是发出了“闯关东是时候了”这样的召唤。从对总理讲话的反应来看，东北人的自信心并未随经济的退化而退化，东北人并没有服输。而这本身是东北复兴的最好基础。

　　就振兴东北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条件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先是从下游的轻加工工业开始的，因为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够直接改善人民生活，有广泛的市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优势是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最重要的制胜法宝，而东北的重工业大部分以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与国外同行竞争在技术上不先进，在体制上又不灵活，国内市场也比较小，所以处于劣势。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当下游产业已经充分竞争、国有经济之外的各种经济成分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中国的开放程度也已经达到空前高度之后，国内企业对装备工业的需求已经扩大，资本对重工业的兴趣也越来越重。在“振兴东北”国策确定以前，像温州正泰电器这样的民企巨头已经对东北像沈阳变压器厂这样的国资大厂十分感兴趣。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资本向重化工业的核心领域进一步挺进，东北作为老重工业基地的各种基础条件—便利的交通网、熟练的产业工人、已有的重工体系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这构成了温总理以“四新”方式——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方式重振东北的基础。

　　现在振兴东北主要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国有体制内遗留下来的金融问题，这包括债权债务和银行坏账；一个是历次体制内改革遗留下来的人员。近年来国家在解决大型国企的亏损问题时，也给东北企业不少资金和政策援助，但都不见很大的起色。主要问题多在历史老账吃掉了新的增量，使增量部分不能实现带动。而在国有体制内，这种软约束永远存在，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温总理提出四新方式的必要性。

　　无疑，在温家宝总理的三极论中，东北的振兴是新提出的一极，是关键的一极，也是最富增长含义的一极。从总理已有的谈话中，已经可以依稀地看出高层对东北重振的内在决心和大致策略。相当的可能是，进一步处理好类似于朝核这样的国际问题（促成六方会谈是最新的一次努力），为东北重振创造一个平稳的国际环境；为充分利用外来资本——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产业资本建设制度环境；投入资金为外资的进入卸下包袱——包括历史老账和社会保障两个方面的包袱将成为今秋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

　　东部：桥头堡的作用

　　在温总理代表新一届领导核心提出的三极论中，东南沿海地区的作用可以用一个“新”字来概括。从他给深圳和上海的赠言中很容易看出，“新”是关键词。

　　从产业经济和资本两个角度看，改革开放20年，东部地区因为地利之便，结合外来资本并将本地创业者的利润集中投资于与民生高度相关的下游产业，在国内市场巨大需求的拉动下，获得了高速成长，而东部地区本身的资本累积度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另外在外资不断涌入的过程中，东部地区在很多领域的国际化方面都走在了前列。

　　在总的形势相当不错的表面之下，东部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矛盾。高度集中的制造业使东部地区的土地资源趋向紧张，民企资本高度集中的温州地区就因为土地资源缺乏而出现民企资本大量出走，同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因为土地资源缺乏、住房价格高企导致了商务成本的急速上升；另外，东部地区制造业的产业分布多在下游直接产品阶段，使得竞争空前激烈，企业的利润率下降，而在出口上的价格战还使中国产品背上输出通缩的名声。

　　从温家宝总理公开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一些他对东部未来发展的设计。在国家财政投入重点转移到东北和西部以后，高层对东部寄予厚望，一方面，东部在未来的发展中，很大程度将担任一个资本输出者的角色，当然在输出资本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输出观念和机制。用活跃的东部民间资本来激活多年来由国有体制投资但因为机制问题没有充分发挥效率的资产；其次还希望东部地区在产业升级和与国际接轨的方面为整个国家的发展起到先行者的作用。虽然财政的投资重点转移，但从温总理反复要求深圳和上海要走创新之路来看，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政策，高层还是十分乐于对东部实行倾斜的。

　　事实上，在此之前，高度活跃的东部资本在投资东北和西部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动作。但是就目前而言，像东北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国资对民企来说还是过于庞大，同时包袱也过于沉重，另外对于民间资本来说，在法制建设尚不完善的前提下，异地投资的控制也是挑战极大的问题。

　　除此之外，如果把中国看成是东北、东部和西北三个极，那么对外开放走在前面的东部地区应该可以从内陆地区的进一步开放中获得收益，比如说跨国公司总部云集的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城市，跨国公司越深入到中国内陆，它们的地位就越重要。

　　西部：以生态为先的开发

　　在三极论提出的过程中，温家宝总理并没有对西部进行专题的考察。外界的评论认为，这不是因为西部开发在三极论中不重要，而是因为西部对第四代领导层来说可谓了然于胸。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是在西部度过他们基层或中高层政治生涯的。温家宝总理在履新的记者见面会上，对中国贫困问题的阐述已经表明了他对此的重视程度，而就地区而言，西部正是中国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尽管从2001年西部大开发的口号提出以来，被划入西部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热情高涨，国家财政投入也极其巨大（投入资金占近年来国债发行总量的1/3以上），但从总体来看，中央政府在西部开发的投入方面并没有在口号下失去对西部情况的清醒认识，搞大跃进式的开发，而是抓住了生态和资源两大要素进行大笔的投入。西气东输、三峡工程都可以看作是以资源为中心的投入，而普遍的退耕还林还湖和沙漠治理则更冷静地以生态为中心进行建设。

　　在生态十分脆弱的西部解决数千万人的贫困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政权而言都不是一件易事。虽然温总理在三极论中对西部只有“西部加速”这样四个字的阐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第四代领导层不长的执政时间内看出其强烈的民本政府的趋势。在这样一个西部背景和民本指向都很强烈的政治领导核心里，可以很清晰地推测，西部问题在高层决策的优先序列中将会处于很靠前的位置。相比东北，国家无疑将会给西部以更多的项目和直接投资，在为东部的进一步发展和东北的“攻坚”战役换得资源支持的同时，也帮助更多的西部贫困人口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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