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 洪

　　2003年8月18日，《财经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温总理百日内六询学者——谁会成中国的兰德公司》的文章，引起业界广泛关注。从2003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组建，到7月短短的100天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各方面专家座谈会达六次之多。

　　被邀专家坦言这表明了新一届中央政府致力于决策科学化的决心和目标，同时也透露出，政府正在探寻实现决策科学化的最佳途径。

　　参加座谈的专家指出，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目前地方政府的重要决策形成前，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购买外脑：一是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如社科院、体改委、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研究室等；二是高等院校，如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三是国外著名的咨询机构，如麦肯锡、罗兰·贝格、安达信、毕马威等。其中几乎不见中国本土的民间咨询策划机构。而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因为属于政府体内循环，报告难免有邀宠之嫌；高等学府因几十年的惯性运作与特殊机制，其咨询报告往往中规中矩，偏重于理论（不易犯错误），缺少可操作性，难以市场化。国外著名的咨询机构又因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与复杂的现实有“雾里看花”之故，拘泥于模式，极难实施其影响。

　　那么，究竟谁能在即将到来的政府咨询业中拔得头筹，成为“中国的兰德公司”？

　　专家普遍认为，有两类研究机构最有潜力：一是某些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其优势是市场化程度高，并且独立特行，只对自己的市场品牌负责而不需观看“主人”的脸色；另一类是转型后的政府研究机构，有人才和信息资源的优势。

　　天道酬勤，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很多年前，当王志纲把自己的公司定位于创建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时，很多人大惑不解；当他不厌其烦地说工作室今天在市场上拼刺刀是为了明天不拼刺刀时，没有多少人能明了其中之深意。

　　刺刀理论背后深藏的是一个本土民间战略顾问机构“气吞万里如虎”的鸿鹄之志——拼刺刀就是说为了生存，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在腥风血雨的市场中去拼杀、去搏击。但这仅仅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提炼、总结出可以服务于广大的企业，尤其是政府的战略思想与运作方案。

　　两年多来，长期活跃于市场经济最前沿的王志纲工作室转战城市经营领域，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等10多个省市，此次与成都市政府闪电般的合作，也是工作室自成立10年来第一次用自己的方法论、站在全局的高度去拥抱一座完整的城市。

　　这不是落幕，而是开局。就在王志纲工作室完成大成都发展战略策划之后，王志纲又踏上四川甘孜州六七千米的雪山之颠，解读中国最后的香格里拉，为大四川、大成都的观光休闲旅游和战略规划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同时，近几个月来，当王志纲工作室独到的城市经营理念、宏观战略视野、深刻的市场洞察能力以及具体的策略设计方案又一次经受了社会和实践的严酷考验后，西南、江苏、浙江，甚至上海的政府部门纷纷诚邀工作室为其城市发展战略出谋划策。

　　一家中国本土的民间战略机构能够有机会为一座举足轻重的省会城市出谋划策，直接跟政府的最高层就城市的发展战略进行平等对话，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其背后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多少年来，政府聘请外脑机构时，民间的顾问机构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一是因为前者的惯性思维所致，对本土市场派的机构没有足够的信心，二是后者往往为了解决生存的问题疲于在市场中摸爬滚打，自身也没有成长起来。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滩涂走过浅海直到今天的深海区，中国本土的市场顾问机构跟政府跳双人舞，已不是一件决然不可能的事情，中国的兰德公司迟早要浮出水面。

　　其次，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到来，经营城市不再是简单的口号，亦不再是所谓的城市形象包装和“四化”工程，而是一项真真切切摆在每一个城市首脑面前的必修课。斗转星移，大浪淘沙，一场城市地位和格局的洗牌刚刚拉开帷幕，如何抓住城市化的历史机遇，不辜负时代的使命，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已成为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府官员们的共识。因此，成都市领导在制定新的城市发展战略之际向一家民间机构伸出橄榄枝，本身也说明了经营城市的命题之紧迫，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循，一切尚在探索之中。时代在变，思维方式在变，中国政府官员的素质和眼光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工作方式的创新已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在此，我们无意于夸大一个民间战略机构从江湖之远登上庙堂之高的历史意义，而是深深感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伴随着一个激情与理性兼容的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城市经营的大潮的到来，一个政府真正需求战略的时代也已经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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