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戴袁支

　　本报南京 9月16日电

　　“九一八”72周年前夕，一本纪录侵华日军在南京郊县实施大屠杀暴行的证词集——《苍天回眸（2）》，进入最后编辑阶段。这是本报记者率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暑期调查的成果。该证词集有近1／3的篇幅，记录了侵华日军在江苏南京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的部分暴行。

　　大屠杀始于南京城陷之前

　　截至本月15日，一份侵华日军在湖山大屠杀中遇难者的名单终于整理出来，一幅比较完整的侵华日军屠村惨景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

　　湖山，史料误记为“胡山”。据村民回忆，1937年12月6日，一支二三十人的侵华日军入侵湖山村，企图撕开南京外围的防线，这与史料记载完全吻合。这支日军先头部队当属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二天增援的侵略者随之进村。

　　日军在村里砍伐树木，捉鸡杀狗，抢劫村民粮食，布岗哨、挖掩体，并封锁了该村，开始屠杀。

　　村民戴昌继、陈开荣、戴大林、戴兴根、戴兴钏、戴昌遗，见日军进村，躲进两家房屋之间的滴水夹巷中，日军发现后将他们押至原小学操场，用刺刀一一刺死，其中戴大林与戴兴根是父子俩。马昌禄、马小马父子俩也在湖山小湖山村被无辜杀害。

　　湖山高庄夏家是母子同遭毒手。母亲夏赵氏受托将别人的孩子背到高庄（湖山另一自然村），出了村北，就被日军开枪打死；其子夏全富去看母亲遗体时，被日军在喉咙上捅了几刀。

　　夫妻遇难的不止一例。大湖山自然村的戴王氏背着棉胎，去找被日军抓捕的丈夫戴大如，出门后往村西走，被日军一枪打死。几天后，被迫充当苦力的戴大如和一位姓谢的村民，在麒麟西村被日军打死。湖山圣村戎国仁夫妇同往村北蚱蜢山方向跑，丈夫被日军枪杀于塘边，妻子戎赵氏目睹丈夫被日本兵打死，随即投入丈夫死难的赵家塘自尽。

　　在湖山高庄，则发生祖孙同时遇难的惨案：来此避难的夏家桃的外公被日本兵打死，外公17岁的孙女在遭日本兵强奸后跳塘而亡。

　　日军连幼儿也不放过。3岁的苏国久被日军抓住时，咬了对方一口，被扔进七乡河淹死。

　　一些村民为抬回遇难乡亲的遗体，自己也成了日军屠杀的对象。村民苏立椿逃难走到今栖霞区东湖边的公路上时，被日军机枪打中腹部。村民王恒斌、戴兴钊、苏立道、苏昌禄去抬苏立椿遗体，不期遇上日本兵，因躲不过便装着去“迎”他们，结果被日军抓到孟北村许巷刺死。

　　村民们见日军大肆杀人，纷纷外出避难。村民夏元居尚未出村，就在乌居山宕被日本兵打死。背着女儿去避难的张世福，被日本兵打死在路边。

　　在外躲避了两天的戎长伯、戴春龙，因不放心家中回来看看，均被日军打死。戴昌述招女婿来到湖山，女婿不放心父母，回今栖霞区江嵊村看望时，被日本兵打死在栖霞樟木桥。王义泰给逃难的族人送点吃的，惨遭日军刀砍并被踹进水塘而死。苏昌福从高庄自然村回湖山取被子，也被日本兵看到后杀死。

　　被日军抓夫充作苦力的乡亲，在外遇难的消息不断传来。戴大金、戴兴余、戴大钧在孟北村许巷给日军打死。被日本兵抓夫的秦义顺，不肯为日军挑东西也被打死。

　　来湖山避难的外村人遇害的消息也不断传出。在湖山圣村，两名从汤山来的避难者，女子在往蚱蜢山跑时被日军打死，男子则被日军打死在当地一位村民家的磨刀石旁。此外，有七八个外地人在湖山戴兴和家避难，也被日军打死。

　　3名被迫为日军带路的外村、本村村民，除1人因地形较熟，逃回去给乡亲们报信外，其余两人先后在湖山圣村、上法汛村被日军杀害。

　　圣村的戎士贵和一名姓严的马群男子，都是无辜百姓，因身穿中国军人的旧军衣或受训时发的制服，先后惨遭日军毒手。一名汤山军校的军人，因向岳父辞行，未能走脱，也被日军残杀。

　　施暴的日军也遭到村民的抵抗。当日军分别想杀害王立荣、杜仁清时，均遭反抗，但都被绑在树上砍了头。当两名日本兵纵火焚烧戴昌奇家房子时，戴将其赶跑，不久这两名日本兵叫来几个同伙，冲戴昌奇喉咙捅了一刀。圣村戎长福、杜义发被日本兵背靠背绑着用刺刀刺死。

　　湖山的统计显示，1937年冬有55位乡亲被日军屠杀（含一位逃难失踪的女性和两位被逼死的女性），除了去抬死难乡亲的遗体时，遭遇日军而被害的4位乡亲死于1937年12月16日，其余51位都死于南京城沦陷之前。

　　因传播的偏差，有些人似乎觉得南京大屠杀是“屠城”，始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其实，日军是既屠城又屠乡，其屠乡的时间早于南京城沦陷，侵华日军湖山暴行就是有力的例证。

　　一个村就有60人遇难

　　南京城沦陷后，地处南京东郊的湖山百姓继续遭殃。

　　1938年春节刚过，日军就于正月初二来到湖山。在湖山高庄老鸭塘，他们打死了淘米的村民夏家国。正月初十，他们来要“花姑娘”，又打死了夏家贞、夏小牛，而后者年仅15岁。湖山圣村的杜义海、杜仁安，也在克星塘（又称白果树大塘）遇难。

　　回想那段历史，湖山人至今悲愤不已。他们回忆说，亲人遇难后，家人无钱买、无处买、无人打棺材，一般都是草草下葬，1938年清明才改葬。一些绝户村民的遗体，只得由族人掩埋在“官坟山”（义冢地）。

　　戴兴江父母先后遇难后，哥哥又被日军抓夫，兄妹一下子成了孤儿，多亏乡亲们给点吃的才存活下来。有丧父之痛的夏全良回忆说，父亲死后，连木匠也找不到，就拿两块木板，身下一块，身上盖一块，用土埋了。由于父亲去世，作为兄长的他，不得不11岁就开始种田，“那时日本兵打死个中国人就像打死只麻雀”。

　　截至本月16日，记者和参与调查的南农大的同学自带干粮，跑遍湖山所有的自然村，采用“背靠背”的办法，取得20多份证词，在每份证词上证人都郑重地按了手印，村委会加盖了公章。从这些证词中已整理出38宗血案，除两例正在寻找第二位证人外，其余36宗血案都非孤证，时间、地点、遇难者、事件、见证人等要素一应俱全。

　　统计表明，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湖山村共有60人遇难，有15户绝户。侵华日军杀人的手段包括：刀刺、刀砍、枪杀、溺毙。一些乡亲死得很惨，王恒斌舌头被拖出四五寸长，王立荣头被日军砍下后，皮还连在脖子上。

　　如今，湖山至少还有两位数的历史见证人健在，许多死难者的坟墓也尚存。按照民俗，乡亲们每逢清明等日子，都要上坟祭奠先人。当在电视上看到，直到如今，日本政要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统领军队屠杀他们亲人的战犯牌位，日本右翼还在篡改侵华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湖山的乡亲们无不悲愤谴责。

　　村民要求为死难者立碑

　　此次调查引起了一些在宁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的关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部主任曹必宏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研究员均评价很高，认为该调查是认真、严谨的，整理出来的湖山村遇难者名单很有价值。记住这段历史，对教育青少年作用很大。

　　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张连红博士评价说，湖山“是侵华日军进攻南京外围的重要路线，也是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重要战场，很具代表性，是侵华日军在南京东郊施暴具有代表性的地点。选择这里进行解剖，很有价值”。

　　记者检索到1946年5月15日南京市汤山区筹备处主任张溥生、证人彭问松的《陈述书》，称：“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二月其间，居民韩德诚等二百三十余人先后被敌残杀殒命”，但是没有检索到应附的死难者名单。

　　查阅过相关档案的张连红教授说：“印象中大凡有死亡名单的案卷，我都看过，而且只要是未公布者，我都作了抄录。经查阅我抄录的资料，尚未发现这批死难者的名单。但是，资料显示当时汤山筹备区主任张溥生任该区调查负责人，督导员为黎剑虹，曾作过广泛调查。1946年8月15日（该区）向南京市临时参议员报送（过）各乡呈送的调查报告476份，可能该区的调查报告目前档案馆尚未完全整理出来。”

　　他说，通过调查取证整理出来的这份湖山遇难者的名单很重要，它弥补了目前一些档案不足的缺憾。即使今后发现了这部分档案，前后对照起来看更有价值。

　　在湖山村，一位有心的老党员苏国宝曾努力回想出43名遇难者的姓名，但经此次系统调查取证，发现这只有70％。调查结束时，苏国宝老人觉得，如今有了准确的名单，有必要立一块碑，教育子孙后代。湖山村党支部、村委会对这次调查也较重视，除派出得力向导帮助调查取证外，还表示立碑费用由村里负责。

　　人们注意到在浙江义乌崇山村，村民为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悼念本村遇难的乡亲，在村里立了纪念碑，使许多来此的青年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据悉，湖山遇难亲属中已有19户签名，将要求立碑的报告呈至镇里。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些死难者是平民，不是有纪念意义的在战争中牺牲的新四军烈士。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则认为，在一个村有这么多人遇难，应该让全国人民、日本人民都知道，也让时刻想翻案的日本右翼知道，看看他们的先辈在中国犯下了怎样的罪行。村民自己立碑，纪念遇难的先祖，警示世人，警钟长鸣，符合“把真实的历史告诉青少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精神，碑文本身也是对日本右翼妄图翻案的一种有力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