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才出现买方市场，我国在人均1000美元时就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低水平过剩。专家指出，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城镇化滞后。

　　尽管200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39％，但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仍然要低10到20个百分点；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才出现买方市场，我国人均在1000美元时就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低水平过剩。专家指出，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城镇化滞后。

　　据预测，未来20年，城镇化将成为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应从现在的30％多达到50％以上。

　　但在现阶段，推行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依然面临着许多“瓶颈”。挑战社保体制

　　1992～2002年的10年间，我国城镇从业人员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从27％提高到33.6％，上升了6.6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3亿人，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将近1亿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数量增大，速度增快，改变着城乡就业结构。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在日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日报社主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协办的“中国特色城镇化论坛”上指出，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同时也给改善城镇就业环境、提高劳动者素质、减轻失业压力以及城乡就业统筹协调带来了压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土地一直是中国农民社会保障的基础，城镇化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之后，其社会保障基础发生了改变。

　　两年前，浙江省曾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经济学家温铁军随即指出，浙江能够建立这一制度的基础，在于全国各地大批劳动力充实到当地诸多民营企业中，通过税收等手段，这部分劳动力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价值留在当地。因此，某种程度上讲，浙江城乡一体化低保的基础，是以其他地方到浙江打工者的利益为代价的。

　　此外，目前城镇灵活就业人员有1亿人左右。由于就业形势、工作时间、分配方式趋于多样化，劳动关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增大，劳动争议数量上升，给劳动关系调整、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数据显示，到2003年6月，全国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超过1亿人，但如何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和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平衡问题、人口老龄化和失业增加可能带来的社会保险支付风险以及社会保障协调发展等问题，无疑是摆在中国城镇化道路之前的一道艰难课题。农民失业之忧

　　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另一个现实，是城镇扩张占用农地，可能导致的农民失业问题。

　　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论坛”上，浙江广厦集团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小城镇开发建设，为拆迁农民提供“创业钱、保险带、就业路、安居房”，让农民“失地不失业”的成功探索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据浙江广厦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介绍，如果让拆迁农民“失地又失业”，城镇化建设就违背了其本来意义。在小城镇建设中，广厦集团始终把农民利益摆在首位，积极协助政府：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给农民相应补偿，保证留给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创业钱”；为防止拆迁农民对土地征用钱使用不当，或投资经商遇挫，广厦集团帮助农民全部办理了养老保险；为帮助拆迁户就业，该集团对一些施工项目，农民能做的工种优先给农民，农民暂时不适应的工作，尽可能提供培训机会，帮助他们走上“就业路”；同时他们还为拆迁农民建造“安居房”，实行规范化管理。

　　但广厦集团作为一个企业，其做法在多大层面上能够全面推开，依旧是人们担心的问题。

　　有关专家认为，政府和企业的职能角色如何定位，怎样在实现企业效益中保护失地农民利益，是小城镇发展中避不开的问题。克服“城市病”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范恒山在论坛上指出，我国在实施小城镇道路上出现的问题还包括，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不够，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不够，缺乏重点地搞小城镇建设；热衷于硬件规模的扩张，乱铺摊子，穷攀比，盲目扩大城镇占地面积，过分强调形象工程和追求有关达标，对劳动力的转移、产业的培育和功能的完善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效果不佳；与小城镇发展密切相关的体制改革不配套、不到位。发展小城镇应本着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吸引力、扩大辐射面的原则进行。

　　大城市的盲目扩张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如房价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失业严重、供应困难等，被统称为“城市病”。

　　专家指出，国际上许多特大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得“城市病”，受交通、供水、污染、居民等多方面的影响，特大城市规模缩小，功能减弱。因此，我国实行城镇化必须采取超越世界一般城市发展阶段的特殊措施，根据经济发展规律，有计划地向地域与功能相结合的方向推进，建设能够“优势互补”的特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一体化的城镇集团。

　　（来源：本报记者尹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