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云萍通讯员张延军褚新国

　　简介：王荣国，男，赞皇县土门乡寺峪村人。1999年3月开始练习法轮功。2001年7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高喊“法轮功”口号，并头撞金水桥，用生命向政府施加压力。因扰乱社会治安，王荣国被依法劳教2年。2001年9月9日，王荣国转化，2002年11月中旬解教回家……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王荣国不愿再回忆，但是为了劝诫那些仍在执迷不悟“痴心”“法轮功”的人，王荣国还是答应了我们的采访。带着深深地懊悔，他对我们讲起了曾经的事———

　　在没有练习“法轮功”以前，我可以说是一个相信科学、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管理果树、种庄稼、搞养殖，不管干什么，我都要先买几本科技书，从科学的角度去着手搞。可是到了1999年初，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那一年，由于多种原因，我对人生有了不同看法，感到人生多疾苦、冷暖，对人生感到茫然，不知道人生为何，真谛到底在何方？带着这个念头，我掉进了李洪志精心设计的迷魂阵里。

　　迷恋上“法轮功”之后，我这个人整个儿变了。练功、弘法、散发传单、贴标语、挂横幅，虽然练的时间不长，可我却使出了浑身的力量，在自己家还有外债的情况下，借亲人的钱买了油印机、纸张，以及各种“法轮功”宣传用品。2001年6月30日，我更是不顾一切跑到了北京，7月1日在天安门金水桥高喊“法轮功”口号，并头撞金水桥，用生命向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被依法劳教。

　　我是抱着进劳教所后和里面的痴迷者继续弘法的想法走进劳教所的。进去后的第一天晚上，我看了转化学员的“消夏联欢晚会”，看到他们又唱又跳，个个都说“法轮功”和李洪志不好，我心理矛盾至极，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昔日的“大法精英”都变了样子，难道都成了叛徒了吗？

　　第二天，队长和学员们开始给我做工作，我根本不听。他们给我端茶送饭，我就视他们为“魔”来干扰我。在劳教所里，队长和工作人员对我关怀备至。到了夏天，队长把凉鞋背心送到我面前；当我生病的时候，大家给我送药、端水。有时候，为了队里的工作，队长和工作人员几个月都不回家。在他们亲人般的谆谆教诲下，我的心开始复苏了，眼前模糊的一切逐渐开始清晰，头脑也一点点冷静下来。我想起了亲朋好友，想起了我为李洪志卖命头撞金水桥假装昏迷时，北京的警察赶忙把我送到急救中心的情景。到底谁在救人，谁在害人，到底谁善谁恶，我开始渐渐明白了。

　　我练功的行为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上的痛苦。我被劳教后，78岁的奶奶天天以泪洗面，年过半百的父母本该享清福了，却还得在地里干农活，父母不懂技术，果园里病虫害很多，产量低，两年大棚损失两三万元。劳教期间，妹妹每月送一百元钱给我，怕我吃不好，并且还三天两头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学习，早些回家。我难过极了，难道这种亲情还比不上李洪志所讲的“共渡之恩”吗？清醒过来的我痛恨李洪志，痛恨邪教“法轮功”，“法轮功”邪教一天不除，将会家无宁日、国无宁日。

　　解教后，赞皇县的领导们谁都没有歧视我。他们给我家里送去了两袋面粉，一床被子，100元现金。他们还让我有困难尽管说。

　　回来后，县委帮教干部和本村干部对我全力引导帮扶，走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道路。我承包了80亩果园，今年春天，乡里组织我和其他乡亲到赵县参观，并为我无偿提供优质梨树码，还请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日本果树专家为我讲解果园管理技术，使果品收入当年达到1．5万元。

　　想起过去，我的心如刀绞。我开始积极帮教其他的“法轮功”痴迷者，每每看到他们转化后的笑容，我都感到莫大的幸福，感到生活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