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的“台湾化”活动，是伴随“台独”势力鼓吹推动“台湾独立建国”，力图从文化教育领域“去中国化”而产生和发展的。以1997年的“《认识台湾》教科书”事件为标志，教育领域的“台湾化”正式进入台湾当局公开落实推动的阶段。在李登辉与“台独”势力同流合污下，“教育台湾化”在2000年台湾政党首次轮替后，又成为台湾当局推行“渐进式台独”的主要内容。

　　教育领域的“渐进式台独”涉及到教育范畴内的各个领域，其中最主要者莫过于教科书、教学语言和户外教学设施等方面的“台湾化”改造。

　　一、“教育内容的台湾化”

　　教育内容，即“课程”，是指学校给学生传授的知识和技能、灌输的思想和观点以及培养习惯和行为等的总和。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和依据，是实现一定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对教科书内容进行改革是推进“教育台湾化”的起点。

　　一是改革教科书编纂体制，为“台独”教科书的发行大开方便之门。国民党当局退台后，对岛内教科书的编撰长期采用“统编制”，即由“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写出版。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后，在李登辉推行“台湾化”、“本土化”的口号下，民间教育改革运动蓬勃兴起，部分极具“本土意识”的民间教改团体和“台独”势力极力攻击现行教科书以中国意识为主体内容、“太中国化”，并成立“教科书改造联盟”压迫当局彻底改革教科书的编纂体制；在民进党“立委”的推动下，“立法院”也频频通过提案，要求全面开放“审定本”教科书。

　　迫于各方压力，台当局不得不表示，教科书将逐步分阶段分科采行审定制，开放民间书商参与。1994年10月13日，“教育部”表示中学教科书“审定本”将以渐进方式开放。1996年，“国立编译馆”开始退出国小教科书市场。1997年4月，“教育部”着手研订“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全面启动课程革新；旋即又成立“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发展专案小组”，着手研订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从该年9月始，“国编馆”逐年开放国小教科书审定本市场。2000年6月，“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教科图书审定办法”出台，明确规定九年一贯国民中小学学生课本可以由民间编纂，但必须报“教育部”或委托机关“国立编译馆”审定。据此，教科书的“国定”编辑制度被打破，“教科书”开始走向“一纲多本”阶段。开放民间编纂教科书的闸门一开，无疑为台湾分裂势力推动教材内容的台湾化提供了方便，随后台当局教育主管部门陆续审定了多个民间编纂的教科书版本。为进一步规范教科书的编纂，2003年1月，台当局又公布部分课程纲要及删除了2000年课程纲要中的“暂行”二字，预计于2004学年度一至九年级全面实施。

　　二是推动“乡土教育”，强行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台湾历史、地理、社会、人文、风俗等教育。拟订乡土教材和加强乡土教育，是“教育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乡土教育在早期一直被作为“教育松绑”的内容而列入台当局的“教改会”咨议报告。

　　教给儿童乡土教材，使儿童认识乡土和培养热爱乡土的观念，这本无可厚非。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民党当局本着“以俗教实则民不偷”、“以乡之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古训，就一直比较重视台湾的乡土教育。1956至1959年，相继编辑出版了《台南市乡土教材》、《屏东县乡土教材》、《苗栗县乡土文化》，包括史学家连横撰写的《台湾通史》，都可以称作很好的乡土教材。1976年，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先生也曾指示，“为宣扬台湾先烈贤士的民族精神和奋斗史绩，‘教育部’应速编台湾史籍”。自此以后，台湾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中均有乡土教育的部分，乡土教育活动在岛内也从未停止过。而且，自1970年起，由台湾省文献会与台北市文献会主办的“史绩源流研究会”，每年寒暑假都举办各项研讨会；台南县编制的“南县之旅”、台北市颁发的《加强乡土教材教育实施要点》、台北县编写的“我的故乡——台北县”等活动，这些都说明了两蒋时代对台乡土教学的重视。

　　然而，伴随李登辉推行“本土化”和“两个中国”的分裂路线，“乡土教育”成为“台独”分裂势力推动教科书内容改革的重要诉求。尽管自1993年度起，台湾教育当局公布修订的“国民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国小课程自三年级起增列“乡土教学活动”，国中一年级增列“认识台湾”、“乡土艺术活动”课。但“台独”分子对此并不满意，并在台湾报刊媒体发动“乡土教学”的论战活动，一时间舆论认为“仿佛所有的知识、学问都寄托在乡土教育上，学校的人力、物财力也都投资在乡土教育上”。在各种压力下，1993年台“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和“人文及社会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相继成立了“本土语言教材专案小组”与“乡土语言辅助教材大纲专案小组”，以搜集资料研拟闽南语、客家语和原住民语本土语言教材。1994年8月，“教育部长”表示未来二、三年间将是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时程，1996学年度将强调乡土教学，小学每周会有两小时进行乡土教学。同年10月，台“教育部”修订发布“国民中学认识台湾课程标准”，台湾本土历史列入国中正式教学科目。1996年5月，李登辉称“过去国民党太强调大陆的历史文化，要让新生一代了解台湾”，提出了推动“乡土教育”的方向。1997年，国中认识台湾课程正式启动。在李登辉的指示下，台“教育部”决定在中学开设《认识台湾》新课程，并于1997年2月编辑出版《认识台湾》教科书——《地理篇》、《历史篇》、《社会篇》。

　　民进党上台后，台湾当局推动“乡土教育”更加全面而深入。2001年3月底，台当局公布了“本土化教育”政策，规定从2001年8月新学年开始，九年一贯教育推行“乡土教学”，将《认识台湾》作为教学范本，从中学推广至小学。2002年，台成立“本土教育委员会”，作为规划本土教育的机制，全面审视国中小九年一贯新课程中的“本土教育”内容，并了解“认识台湾”等本土课程是否已放入新课程，催促加快教材内容的“台湾化”。同年12月，台“教育部”举行九年一贯课程审议委员会议，决定新的课程纲要中语文及社会领域的课程目标与理念内容中“乡土文学”将修改成“台湾文学”、“闽南文化”则改成“台湾文化”，而通称的“汉字”将改成中性的“文字”；国中小课程正式纲要中“台湾史”内容往后延伸到国中阶段，明确规范“认识台湾”等台湾相关教材应纳入国中课程，国小高年级课程则改以教授台湾重要人、事、物为主，而国中小领域中的台湾教材比重，预估将可较原订比例增加约一半，以落实加强学生对台湾的正确认知与认同。该纲要已于2003年1月公布、将于2004学年正式实施。

　　陈水扁当局推动教学内容“台湾化”的触角，还延伸到学生军训和军校课程的设置上。2002年11月，部分民进党“立委”就曾举行记者会，要求高中以上的军训课程应增加“公民防卫”等课程；一些激进“台独”分子甚至认为，面对“对岸中国发展超限战等新战争思维”，“国家安全”规划课程应确立“民主和平、主权独立、公义福祉”作为台湾的“国家目标”，在“公民防卫规划”中强化学生“对国家的认同”。为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实现“军队课程的本土化”，2002年4月，民进党和“台联党”22位“立委”连署在“立法院”通过提案，“要求‘国防部’把‘国史馆’编的《台湾“主权”论述》、《战后“台湾民主运动”》等记述‘台湾五十年来奋斗历史’的系列书籍加入军队‘莒光日教学’，甚至列为军校的必修课程。”

　　二、教学语言的“去中国化”

　　教学语言的“去中国化”是伴随李登辉推行的“本土化”政策而产生的，是“乡土教育”推动的直接结果。

　　（一）动摇“国语”的官方地位。语言是构成文化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一些极端“本土派”看来，以北京话作为共同语言是“大中国沙文主义作祟的结果”，因而他们公开鼓吹应以“台语”代替北京话作为台湾的“官方”共同语言。为打破“国语”的唯一“官方语言”地位，一些极具“本土色彩”的社团如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哥城台语基督教会、育德文教基金会、台中台语演讲会等陆续产生，甚至出现了以“台语”为教育语言的“台湾文化学院”、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台湾文学系等。····视频热评····

　　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语言政策是在以“统一语言”、“国语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以选修方式开放“母语”，因此“国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较长时间内并未发生动摇。然而，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这一状况迅速发生了变化。2000年6月，台“教育部”即废除了“国语推行委员会”，改为“本国语文字工作推展委员会”。2002年3月，“台联党”“立委”提案要求将“台语”列为“第二官方语言”。不久，台“教育部长”黄荣村表示，为配合“乡土母语”教学的推行，将在三年内针对闽南语、客家语及原住民语等各种“国家语言”提出“部版”统一文字与拼音系统，作为各语言文字化的建议版本和“官方语言”政策的选择参考依据。同时，拟将目前的“国语文推动委员会”改组为“国家语文发展委员会”，华语、闽南语、客家话和原住民语未来所谓的“国家语文”将包括，并列为该委员会的工作重点。2003年2月12日，为配合“通用拼音方案”的公布实施，台“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宣布，废止施行已数十年的“国语推行办法”，“国语不再是岛内的共通语言”，未来电视、电台、电影等也将全力推广“闽南语”予以配合。

　　（二）推动“台语（闽南语）”方言教学。李登辉上台后，在语言教育上逐步推行以闽南语等“台湾话”为主的政策。1993年台当局正式宣布将实行“双语教学”。新修订的国小课程标准决定，从1996年开始三年级至六年级增设“乡土教学活动”一科，其中包括乡土语言教学。是年8月，“广播电视法”有关电视及广播电台限制“台语”节目时间的条款正式废除。但由于台当局仍坚持“国语政策”，因此当时积极推行“母语教学”的全部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包括台北县、宜兰县、新竹县、台南县和高雄县，所谓的“母语教学”实际上是指“不禁止母语”，并没有配套的推行“母语教学”的语言计划。

　　2000年，根据台湾教育当局颁发的台湾中小学九年一贯制课程暂行纲要，从2001年8月1日开始，台湾所有实行九年一贯制课程的中小学一至六年将专设“乡土语言课”，用台湾的地方方言，也就是闽南话讲课，台当局将之称为“母语教学”。2002年8月，“行政院”核备“中文译音使用原则”正式确定将采行“通用拼音方案”，国中小学语言教学虽不强制使用“通用拼音”，但台“教育部国民教育司”随即表示，“将修订乡土课程纲要，原来一年级教音标拼写，改为四年级后才教，小学前三年以听和说为主”。10月，“教育部中小学课程修订审议委员会”就做出决议，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提前实施乡土语言闽南语、客家语的音标符号系统教学。而每学年举行的“全台乡土歌谣比赛”，在小学“乡土语言教学”中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改变拼音系统。台湾的中文译音问题即拼音方案之争问题由来已久。台湾长期沿用1918年公布的注音符号。然而，1996年，台“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筹设“亚太营运中心”，统一中文译音开始浮出水面。1999年初，“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提出“中文译音统一规定”草案，以“国语注音符号二式”作为统一的方法，但遭到学界和翻译界的普遍反弹。1999年7月，“行政院教育改革推动小组”决议中文音译采用汉语拼音，立即引发10余名民进党执政县市长的反对。在此压力下，“行政院”被迫行文“教育部”针对执行细节再研究。

　　陈水扁上台后，出于“台独”意识形态的考虑，着手推行一套适用于“台语”的“通用拼音”。2000年10月7日，台“教育部国语推动委员会”正式公布“中文译音统一规定”草案，确定以台湾本土研制的“通用拼音”取代“汉语拼音”。虽然民进党当局为之极力辩护，但这一方案仍立即遭致各界的强烈抨击。10月31日，迫于压力，台“教育部长”曾志朗作出“建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并送交“行政院”，且同时附上“国语会”建议使用“通用拼音”意见。然而，“教育部”的意见迅速遭到了基本教义派的强烈反弹，且由于“行政院”对此作出“退案处理”，“拼音方案”再度引发了激烈争议。由于各界意见不统一，该案最终被搁置。但2002年8月，在各方意见未统一下，台“行政院”强行核备了“中文译音使用原则”，正式确定将采行“教育部”建议的“通用拼音方案”，自此台湾地区的地名、姓名等将以“通用拼音”为准。

　　（四）鼓励筹设“台湾文学系或研究所”。与“乡土教育”和“母语教学”相配套的是“台文系（所）”的设立。1996年8月，台“教育部长”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已核准新竹师范学院和台南师范学院于1997年度分别招收“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研究所”硕士班和“乡土文化研究所”硕士班，此前还核定新竹师院成立台湾语文研究所，以配合台南师院“台湾语言教学研究所”办理在职教师从事本土化教育进修工作。2000年9月，台“教育部”以提供师资等政策性措施鼓励公立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系所”，以配合“乡土语言教学”，随后包括清华大学、台北师范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和成功大学相继提出申请增设台湾文学系所博士班、硕士班或大学部。2002年，台南师范学院将已成立的“乡土文化研究所”正名为“台湾文化研究所”。

　　三、社会教育机构的“台湾化”

　　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它是以作为课堂教育的辅助设施而独立存在的。所谓社会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教育设施对青少年、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社会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包括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出版、电影院、剧院、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机构。近年来，为适应“‘台独化’乡土教学”的需要，一些极具“本土色彩”的社会教育机构和户外教学设施纷纷设立，逐渐发展成为“凸显独特台湾文化，并作为台湾人逐步认同台湾文化的凭借”。

　　一是宣扬“台湾意识”的博物馆的设立。博物馆是搜集、保存、研究、展览有关历史文化、科学等史料文物的机构，是后人了解在地历史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台湾，博物馆是作为社会教育活动场所而设置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本土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台湾博物馆数量和类型上的长足进展。高雄市立美术馆（1994年）、“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高雄，1997年）、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屏东）、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台南永康，正在积极筹备中），以及着重社区认同、凝聚社区意识的“社区博物馆”，如以彰显地方产业为诉求的莺歌陶瓷博物馆、坪林茶叶博物馆、清水韭黄产业文化馆、玉井芒果产业文化资讯馆、白河莲花产业博物馆等；以特殊的自然或人文景观为诉求的北投温泉博物馆、台南县菜寮溪化石馆、高雄县甲仙化石馆、宜兰县兰阳博物馆等等，加上县立文化中心附属博物馆，纷纷设立，形成了多元绽放的局面。它们通过举办教学性展览、展览室现场演说和重新调整文物布展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已成为研究台湾“本土文化”、学生户外教学的重要场所。

　　民进党上台后，在台“文建会”的直接主导下，加快了各种极具“台湾本土”特色的专业博物馆的成立步伐。2000年，台当局“文建会”接管了“台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预定2006年建成，其负责人声称该馆“未来就是代表台湾，犹如故宫代表中华文化一般的同等角色”。同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上任后即表示要重新调整文物布展方式，将“中国历史”与“台湾历史”分隔开来。2002年1月，创立50余年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开始改隶“国家史料馆”，更名为“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将“在既有基础上，结合地主文史团体，扮演重建台湾文化的角色”，从而将“台湾地方文献提升为国史地位”。同年7月，历经11年筹备、具有“台湾本土之最”的“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在东台湾正式开馆营运。尽管如此，一些“台独”势力仍然建议，当局应从速筹设“台湾音乐博物馆”、“台湾美术博物馆”、“台湾电影博物馆”、“台湾戏剧博物馆”，以保存濒绝的台湾本土文化艺术资料。

　　二是推动“地方文化馆”活动，充实校外教学设施。为推行“本土化”的需要，台湾当局积极鼓励成立以研究各地“乡土民性”为主要内容的民间自发性的文史工作室和社区发展组织，通过寓教于休闲的方式，落实地方文化扎根工作，建构“台湾文化的主体性”。1992年，在李登辉指示下，台当局开始推动“社区总体营造政策”。1994年，台“文建会”正式实施“社区总体营造”及办理“地方文史社团基础工作研习计划”等各项执行计划。1996年“文建会”订定“文化建设基金管理委员会补助地方文史工作处理要点”，加上此前通过的“社区总体营造奖助须知”等，对地方文史工作室的补助或奖励加以规范。在台当局的鼓励措施下，“地方文史室”以每年超过30个的速度成长。这些设施“既能增进当地民众休闲品质，也是活的乡土教材”。

　　民进党上台后，继承了李登辉的“社区总体营造”计划，由“文建会”主导，在地方文史工作室的基础上，重点扶持“地方文化馆”项目建设，以搜集整合各乡镇现有历史、文化、艺术、观光、生态资源，建立“乡土文化”据点。2001年10月中旬至11月初，“文建会”社区总体营造人才培育计划，分别在台湾北、中、南、东四处，各举办一梯次的“社区文史记录种籽工作坊”，通过文史工作者办讲座和实际田野操作来推动文化基层扎根。2002年，台当局“行政院”宣布实施“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将于未来六年投入325亿经费进行活化乡村社区组织，活化地方文化活动等方案。“文建会”将“地方生活文化馆”作为年度重要施政计划，并举办“文化论坛——地方文化馆系列讲座”，希望通过设立具有创意特色的“地方文化馆”，将原有以县市政府所在地的核心生活圈重新规划，更往基层扎根。台“文建会主委”陈郁秀就表示，“希望各地的生活文化馆扎根计划，未来能成为认识台湾文化的重要基地。”

　　三是允许设立鼓吹“台湾主体性”的出版机构、电子媒体等。图书出版等大众传媒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教育渠道，由于其能提供学生立体的知识和丰富的资料，可对学生的“基本定向或特殊意见发挥直接或间接的双重影响”。

　　在图书出版方面，随着“政治解严”和“本土化”的推行，台湾当局于1999年初废止了出版法及其相关法规，使“本土图书出版业”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标榜“本土特色和台湾精神”的“前卫出版社”成为较具规模的“本土文化”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台湾文史丛书”、“新台湾文库”、“台湾研究丛书”、与“台湾教授协会”合作出版“教授论坛丛书”，2000年因出版《台湾论》更“名声大噪”。其关系企业“草根出版公司”则是另一个“本土文学”出版重镇。此外，望春风出版社、南天书局、玉山社也是有明显“本土色彩”的出版社。在李登辉“本土化”政策的影响下，过去一些较中立的出版公司也开始注重“本土特色”作品的出版活动。在报刊方面，一些宣扬“台湾化”的“本土”杂志报纸也纷纷出现，其中较具影响的有《自由时报》、《民众日报》、《台湾日报》、《新台湾周刊》等，它们通过开辟专刊等方式，刊登“导向性言论”。

　　在电台和电视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进党主导下，涌现了大批彰显本土的“地下电台”，并逼迫当局开放电波频道，最终民进党或亲民进党的人士获得了18家电台的许可，它们几乎全部用“台语”广播。而且，迫于民间要求开放电视频道的压力，台当局于1998年新开了主要播报“本土节目”为主的“公共电视台”，原有的各大电视台也因应“本土化”、“台湾化”，增开了“台语新闻”或“台语节目”。此外，90年代后，台湾电影不论是从创作还是从电影对白上都更倾向于“台湾化”。标榜“本土性”的电影人如吴念真、小野等，以“非常台湾”的方式，以电影这一载体呈现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台湾面貌，形成一股“台湾新电影”的热潮。新开的网站更越来越多地充斥着“台湾”、“本土化”的气息，成为传播“本土文化”的重要渠道。（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刘佳雁）····视频 热评····（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