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诚实、创造性劳动获得社会报酬的价值观的失落，必然导致急功近利、学风浮躁，必然导致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必然导致腐败

　　又有科学家痛斥“科学腐败”。

　　中科院院士邹承鲁，日前列出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背离科学道德的“七种腐败”：1.伪造学历、工作经历；2.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3.抄袭、剽窃他人成果；4.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5.一稿两投甚至多投；6.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7.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见本报9月16日六版）。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对学人造假、剽窃等“科学腐败”，社会舆论批评甚多，专门的集子也出了好几本了。但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问题的根源何在？

　　就学人本身而言，急功近利、学风浮躁；就学人所处的外部环境而言，违背科研规律，定出若干硬性指标，基本不强调科学精神、职业精神等等———这些讨论一定程度地揭示了“科学腐败”的根源，但问题恐怕还并非如此简单———姑且不说学人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即便仅是一个普通的人，可以肆意造假、剽窃吗？当职业精神、做人原则因了“外界”状况而有本质改变并几无羞耻之时，我们只能说，这种不计底线的堕落已属十分严重了。

　　事实上，这种情况远不仅在科技界。

　　市场秩序的混乱，坑蒙拐骗之类，由来已久，屡禁不绝。官场恶习、官员腐败更是不必说了———这一切的背后其实已经深深地蕴藏了一个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社会价值取向———只要获利，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都可以做。此时，还管什么底线不底线？

　　不能说诸多讨论和措施没有意义。相反，我们以为，诸多讨论及其相应的措施很必要。问题在于，如何尽快把这些讨论的成果及其相应措施引向对社会价值取向的校正上来。

　　之所以这样说，也是有原因的。比如前些时候北大改革草案引起轩然大波一事。现在看，这项确有诸多新意的改革，极有可能短期内无法进行。对一项颇多新意的草案而言，赞赏与批评都是正常的，虽然最终可能一切归于照旧令人遗憾，但透过诸多讨论我们看到此一问题所涉及的面已远远超出北大、超过教育本身时，我们知道，包括北大改革在内的诸多举措其实根本就直指更广泛、更复杂的层面，而这“更广泛更复杂层面”的背后很重要的支撑之一就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社会价值取向问题。

　　程度不同但相当普遍的“科学腐败”，与官员腐败、市场秩序混乱等等问题所体现出的“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都可以做”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一脉相承的。靠诚实、创造性劳动获得社会报偿的价值取向的淡漠，甚至失落，必然导致急功近利、学风浮躁，必然导致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必然导致腐败。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校正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

　　校正社会价值取向，首先在于解决官员腐败和学人腐败问题。因为两者均为不可否认的社会“榜样”，前者是公共资源的主导，后者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两者都是对社会发展有某种主导作用的群体，都是引导社会价值取向的“领头羊”。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具体而言，当然要发现一起，坚决惩处一起。但就更根本意义上的情况来说，关键还在于：一要健全法制、强化执法，用外在强制来迫使其按规矩做人做事；二要通过种种方式来激发其对职业精神的内在追求，使坚守底线成为一种人之必需———现在看，这些观点可能有些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但是，不如此的最终恶果将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只能是一团糟，而且愈来愈糟，我们便只能在一个几无规则、“礼崩乐坏”的环境中忙着损人利己……如此，我们的“文明”也就大失败了。

　　（来源：□本报评论员孙德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