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大林

　　两院院士的“味道”越来越让人感觉“不对”了。一方面，院士越来越像“明星”，有人一旦成了院士，便不再搞科研，或坐吃老本、不思进取，或待价而沽、到处走穴……另一方面，院士评选越来越像“竞选”。很多人为了当上院士，不是在科研上下工夫，或到处活动、请客送礼，或大肆抄袭、弄虚作假……

　　“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若能当选，那就成了某一领域的权威。更诱人的是，院士意味着巨大的利益。首先是优厚的待遇，得之可谓平步青云。其次是经济利益。除了国家给的每年十万元的科研经费，各地政府或单位还会提供极其优厚的待遇，有些单位或地方为了招揽院士，更是常常开出“天价”……总之，院士就意味着功成名就，就意味着身价倍增——如此了得的“入场券”怎能不让人趋之若鹜呢？

　　所以，一味地指责那些当选院士或候选的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从院士评选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中，我们倒不妨重新审视一下院士制度本身——

　　第一，“官本位”使科学研究带上了行政化的色彩。“官本位”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院士制度偏偏规定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科研与政治是两条道上的事儿，但这种规定却使院士的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变得很不纯粹。

　　第二，“造权威”不太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突破、打破权威的过程，而评院士则有“造权威”之嫌。尽管院士的当选不是政府“决定”的，但科学院“官方”的性质，使院士不可避免的带有“钦定”的影子。

　　第三，“终身制”不利于科技创新。评选院士是对过去科研成果的肯定，而不是对继续创新的鼓励。换句话说，这种政策的指向是“向后”的，而不是“向前”的。王选院士曾说，院士当选时，其科研水平在领域内一般就已经落后了。由于当选院士已经到达“最辉煌的顶点”，即使再有更大的成果，也不过如此，所以，院士当选后，大都不再进取，也鲜有新的成果。中国科技大学院士云集，但该校的发明一等奖已经连续六年空缺，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院士制”使科研资源过分集中。我国的科研经费本来就非常有限，而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集中到院士那里。中央给的、地方出的，加上企业等单位赞助的，院士掌握的科研资源相当丰富，而其他方面的科研支出则非常紧张。笔者前不久看到一份关于河南省发明专利奖励方面的材料，原来该省规定对发明专利的奖励经费从各自项目的科研经费中出，这等于没有奖励，以至于该省近几年申请专利的数量越来越少。

　　毫无疑问，国家实行院士制度是为了提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促进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是尊重和重视科技的表现。但重视科学，院士制度就一点弊端都没有吗？不一定。从十几年的实践来看，中国院士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要从根本上克服需要漫长的过程；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只有中国和俄罗斯等极少数国家实行“官办”科学院，而绝大多数国家的科学院都是民间组织，包括诺贝尔奖的评选机构——瑞典皇家科学院。

　　其实，从尊重科学、推动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奖励制度和专利制度都值得院士制度借鉴。院士是“一评定终身”，而奖励则可以多次获得，这就可以激励科学家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我国的国家科技大奖已评选了两次，仅四人受奖，完全可以继续扩大规模。各地方政府也不妨实行类似的制度，扩大奖励面。相比之下，我国的专利制度则更不理想。一方面是对专利的保护不力，一方面是奖励的力度不够——这都与政府重视的程度有关。

　　我国的院士制度中，理科(中国科学院)和工科(中国工程院)设有院士，但文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没有设院士。多年来，社科界一直强烈要求与自然科学界享受同等的待遇，但一直未见动静。需不需要增设社会科学院士？这可能是个更值得考虑的问题。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中国科学院恢复学部(“院士”的前身)其实是我国在“拨乱反正”之后为了振兴科技而实行的一项重大决策。它的初衷以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都是不可否认的。院士制度问题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即如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笔者觉得，在这一点上，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创造一个人尽其才的大环境，依法保护好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对有突出贡献者给予一定的奖励——能做到这个份儿上，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