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法官无疑应该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体现着人类的道德与良知。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某些法官的形象显然与人们的期待有一定距离。法官为了一些很现实的利益而公然炮制子虚乌有的案件，对此，我们当然有理由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法官的素质问题，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现行的制度设计问题，我们的制度是否给了法官一个足以“清高”、“超脱”的环境呢？新闻背景

　　据近日《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市大足县法院档案室中25个编造的假案在4年后重见阳光。这25个假案均出自大足县法院的三驱法庭。据记者称，这些案件从起诉书、立案表、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到开庭笔录、送达回证等都有一套十分完整的审理程序。单看资料本身似乎案件没有任何的差错，而错的是，这些案件从来没有发生过，所有的一切都是几个法官共同编造的。而发现这些假案的正是被定为这25个案子的原告的四川泸州市民童兴云。他为此感到震惊与困惑，他与这些被告素不相识，何以会成为对簿公堂的“仇人”呢？

　　三驱法庭为何集体办假案？记者在当时的审判员、现大足县法院执行庭执行法官李军处得到答案——“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办案指标。”李军也承认，法庭做假，不但伤害“原告”童兴云，而且冤枉了25个无辜农民。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保障法官的职业道德

　　本报记者　秦　平

　　法官集体造假案，不管事情发生在哪一级法官的身上，也不管法官如此行为的动机如何，都是对法官整体形象的损害，也是对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又一次重创。因为法官是一个群体，他们共同的专业背景和对法律的信仰，使他们不应该有等级上的区分，同时也因为法官应该是社会中道德的楷模，诚信是社会道德的重要部分，他们的失范是我们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可以对法官的道德与素质提出质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道德是需要制度的支撑的，道德自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使人们在某种情况下自律成为一种不大容易做到的事，那么仅从道德上对人进行指责就显得过于简单和武断。　法院无法克服的行政管理模式

　　1999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指出：“审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适应审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严重影响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五年就要过去了，对审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收效如何呢？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游振辉法官认为，我国的法院在文革后期重构的过程中，在当时主导思想的影响下，加之对司法规律的认识处于空白状态，法院是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来设立的，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与行政机关的内部建制几乎无异，除了名称与履行职能的不同，在管理模式上毫无二致。从那以后，司法行政化成了痼疾，到如今有“因袭重负”和积重难返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强烈渴求，司法制度的缺陷也日见凸显。

　　游振辉法官说，司法行政化的实质在于司法制度在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运行中，是按行政化模式运作的。在所有法院都无法克服和避免的“数字政绩”就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的表现。要把目标数字化，为加强约束力，就有了“目标责任制”，并与仕途、经济利益挂钩，数字目标层层细化和分解，最后落实在了法官个人和审判庭的工作硬指标上，诸如，收案数、结案数、结案率、调解率、标的额、法官个人办案指标等等。三驱法庭的法官们正是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中，为了生存而急中生“智”的，司法行政化是这起制造假案的根本性原因，造假法官们由于个人原因成了这种司法行政化的“替罪羊”。在对这些法官进行惩戒时，如果不向司法行政化开刀，法官们肯定还会再急中生“智”。

　　以监督来完善法官的职业道德

　　自律固然是完善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方式，监督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提出了自身监督与外部监督的模式。

　　贺卫方教授说，法官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他们应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经过共同的专业训练，拥有共同的职业伦理等等，总之，他们应该达成职业性的共识。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形成共同的法律信仰和对这种信仰的内心确认，从而使法官的职业自律行为有一种宗教信徒一般的虔诚。这种共同体意识是形成法官之间内在监督的条件，破坏共同体规则的人必然为共同体中其他的成员所不容。这也涉及到一个法官的选任机制的问题，共同的专业背景应该是法官选任的前提，肖扬院长提出“法官精英化”，并不只针对于高级法官，而是对所有的法官而言的。

　　对于外部监督，贺卫方教授提出了司法判决公开。他说全国所有法院的司法判决都应该在网上向全社会公开，判决书要说理，要详细写明判决的理由和所引用的法律，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司法判决有利于司法研究是无疑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判决公开是一种监督的手段，它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既可以杜绝枉法裁判，同样也可以杜绝类似三驱法庭的这样的造假行为。让司法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法官造假案为的是一些很现实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能诱惑他们呢？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说，法官造假案要求我们认真检视、思考问题的根源，进而从根本上重构我们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让司法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让法官成为令人羡慕的人，成为公民独立人格的表率。法官的独立人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专业知识、判断能力、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比较高的职业道德。这些标准是对法官整体素质的统一要求，不存在等级上的差别。在这方面，高级法院的法官和基层法院的法官是平等的。

　　既然我们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统一的要求，那么在法官的待遇上也不应有太大的差距。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张千帆教授提出，在法官待遇上应该努力缩小两方面的差距：等级差距和地区差距。在美国，虽然地区法官与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收入也有差距，但这种差距是有限的。联邦地区法官的年薪一般是13万美元左右，远高于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2－3万美元），而最高法院法官的年薪是17万美元左右。我国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即要像重视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重视基层法官；无论是对他们的职业期望上、社会尊重上，还是经济待遇上，法官之间应该是相对平等的。另外，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应该更能保证法制的统一，但是我们不同地区的法官待遇却差别悬殊，这与法官的收入来自地方财政有直接的关系。在美国，联邦法官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地区性差异，联邦政府保证同样的法官在不同地区有同样的收入；而在我国，相同级别的法官在不同的地区做同样性质的工作，收入却相差很大。张千帆教授认为，法官的独立人格是建立在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缩小这两个差距应该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