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成立的湖南省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汇聚了来自美国及国内各地的移植医学方面的专家。7月底在长沙完成的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管理条例》（讨论稿）最近一稿中首次提出的判定死亡的两种标准，成为参加湖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暨中美器官移植新技术专家论坛会的专家们一致关心的话题，他们一致认为，法制法规的建设与管理相对滞后、供体不充足等是目前制约器官移植发展最大的问题，他们一致呼吁尽快出台《器官移植法》。

　　我省现状：技术成熟但供体不足

　　中南大学湘雅移植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国著名移植外科学专家叶启发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目前我省供体短缺情况非常严重，以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为例，该院技术、设备等条件都已具备，如果供体充足，他们每天可以进行至少8台器官移植手术；然而现在，正是由于供体不足，导致该院每周只能进行2台左右的移植手术。据介绍，目前正在该院住院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就有30余人。另据介绍，在湘雅三医院以往实施的移植手术中，没有一例是从我省获得供体，而在广东、湖北等省份却基本是从本省获得供体。

　　据悉，我省的器官移植技术并不逊色于外省，但医生们在进行移植手术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一方面，“救死扶伤”的天职让医生总在想方设法去抢救病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保障，自身要面临很多突破禁区的危险，如当“脑死亡”家属提出供应病人器官时，因缺乏法律的依靠致使医生不得不放弃。

　　器官移植发展倍受制约

　　卫生部副部长、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教授指出，器官移植发展所受到的制约涉及法律、行政监管、伦理道德等多个方面。

　　首先，缺乏技术准入制度，表现为众多医疗机构在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论证的情况下，一哄而起，仓促上马，水平良莠不齐；第二，监管不力，国家至今尚未建立器官移植监督管理体系，移植中器官的选配、摘取、保存、运送、植入等环节应遵循的规则，以及对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器官的行为等均缺乏有力的监督与有效的管理；第三，器官分配有失公允，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应用；第四、供体匮乏。

　　黄洁夫认为，我国器官移植已逐步走向成熟，人民群众对器官移植这个医学领域也有了一定的认可和接纳，我国器官移植立法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

　　立法将带来什么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大约150万尿毒症患者，每年却仅能做3000例左右肾脏移植手术；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大量的患者都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专家认为，只有立法才能真正协调各种问题，并建议我省借借鉴深圳等地的经验，出台地方性法规。

　　专家们认为，立法将从根本上规范供体被合理应用，在法律的约束下，供体将被公平地移植到最适合的病人身上，供体的获得者不存在熟人和亲戚等特殊因素，而将由医生根据配型的最佳程度进行调配；其次，彻底解决了目前存在的器官调配和管理上较为混乱的现象，可由卫生行政部门参与的情况下，逐步形成省、区域和全国的管理网络，发挥信息共享，资源合理利用与配置的作用，并且，手术量的上升将提高整个移植医学届的技术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供体市场规范后的器官移植手术极大地为病人节约了医疗费用，不用往返运输供体将使手术成本下降一半，且移植质量也因为等待移植时间的缩短而大大提高。

　　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一方面可鼓励、提倡人体器官捐献，规范监督器官移植行为；另一方面，又可有力打击人体器官买卖或变相买卖，严厉制裁犯罪，从而促使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在法制的轨道上规范发展。

　　两种死亡标准可能纳入立法内容

　　令人欣喜的是，卫生部已于2000年4月启动了研究制订我国器官移植管理条例和脑死亡判定标准的工作，并成立了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起草小组。起草小组在历时3年的时间里，检索和查阅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器官移植和脑死亡的法律文本以及相关技术文献；归纳、整理、比较和评估了各国脑死亡判定标准和器官移植立法的内容；咨询和论证了我国器官移植管理条例和脑死亡判定标准的框架与主要内容；对立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起草制订了适合于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脑死亡判定标准与器官移植管理条例讨论稿。

　　黄洁夫还透露，是否实行脑死亡，不仅对所获得的供体器官来源、数量及质量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深层次上触动了公众和社会的伦理原则。考虑到我国国情，同时也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今年7月在我市召开的相关专家论证会上，从科学性、有效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对《人体器官移植管理条例》（讨论稿）进行了修改，提出判定死亡的两种标准，将脑死亡纳入条例中，实行“两种标准并存，两种选择自主”的方针。相信这将加速我国器官移植立法的进程。（唐江澎 胡立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