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记者在会上采访到被誉为“中国对日索赔民间第一人”的王工。王工今年已76岁，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成员。听说是南京的记者，他马上就说起南京幸存者李秀英的名誉权案子，连说赢得不容易（2002年5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松村俊夫及其著作《 南京虐杀への大疑问》的出版机构展转社，向李秀英支付赔偿金。该书否认大屠杀事实，还污蔑李秀英是“假”证人。这是中国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官司中第一次胜诉，快报曾做专题报道） 。但是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属于同一问题，而且又是同一本书提及的另一位幸存者夏淑琴却没得到应有的赔偿。

　　而从日本赶来的加藤明先生则指出，日本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建议夏淑琴老人去日本法院进行诉讼。 对于这一情况，侵华日军中国受害者诉讼团团长王选表示，李秀英的损坏名誉案，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二审都已经胜诉了。当时要起诉的时候，他们弄了一个策略，两个受害者，李秀英在日本起诉，夏淑琴在南京起诉，遗憾的是夏淑琴的案子现在都没有立案。

　　昨日，记者与夏淑琴取得联系，她告诉记者，她将去上海参加这个会议，既要控诉更要索赔。她说前几天刚刚获知新消息，她在国内起诉的对日本作家的索赔案件有望在近期上法庭，为此她还感到紧张，因为还从没有和别人打过官司。但是感觉身后有这么多人支持她，心里也就放松了。据了解，国内先后有河北、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幸存者在国内起诉索赔，但是均没有立案，如果夏淑琴案件在国内审理，将是中国第一例。

　　江苏一劳工幸存者在国内状告日本公司索赔百万

　　向日本清算战争债，关键还是要靠法律。对此，上海天宏律师事务所朱妙春主任告诉记者，他们已于9月5日向上海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一项诉讼，代表日军强制劳工幸存者向日本方面索赔，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每人各项损失费人民币100万元。首批原告有8位老人，其中一名是江苏启东人李正才（当时用名李小狗）。

　　据介绍，李正才1929年9月出生于上海，1943年7月，李正才被骗到日本当劳工，押在福岗三菱煤矿，编号为190。他的工作是挖煤，每天工作14个小时。由于被饿得头晕眼花，有一天，他一下昏倒在铁轨上，门牙磕掉两颗，血流一片。由于长期被矿灯强烈照射，李正才的视力严重受损，其中左眼失明，右眼只有0.03。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李正才才回国，现居住在江苏省启东市寅阳乡胜丰村。

　　朱律师说，迄今为止，中国劳工对日索赔都在日本立案，目前已经在日本有关法院作出裁决的有7起，大多败诉，偶尔一审胜诉，前景也不乐观。为什么中国人非要劳民伤财地跑到日本打官司呢，所以这次劳工索赔就在国内法院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4条规定，中国作为日本企业侵权的行为地之一，其人民法院理应有管辖权。加之被告日本企业在中国有其代表机构和财产，故中国法院管辖和执行均无问题。如果这次能够立案，将是中国第一例。

　　日本律师要为受害国讨公道到底

　　昨天在到达上海会场的日本专家中，有一位精神抖擞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多次帮助中国受害者义务打官司的原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清算日本战争责任国际协会日本委员会负责人土屋公献先生。

　　土屋公献昨天接受快报专访时，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很大罪行，这是不容否定的，日本国家应负战争责任，特别是政府伪造和隐瞒战争，不想负战争责任，则是更加犯罪的事情，不管是民间索赔还是政府索赔，日本都应该谢罪和赔偿，他会继续为中国受害者索赔努力 。 土屋公献说，索赔工作对老年受害者来说，尤显重要。因为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一切事情都必须抓紧。2005年对日本是战后60周年，对中国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对朝鲜半岛是光复60周年，也是日韩条约、日韩请求权协定签订40周年。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员加入进来，共同把这有意义的年份作为一个目标，为受害者在有生之年实现谢罪、补偿的愿望制定出具体且积极的行动计划。

　　中国慰安妇研究第一人有点遗憾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这次研讨会发起人。记者在会场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布置会场，接待各国来宾，同时兼任翻译，需要跑外勤时，他又踏上自己的破旧自行车在雨中奔波。

　　苏教授花费八年时间自费取证慰安妇证言，足迹遍布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他说：“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我们没理由不建立‘中国慰安妇纪念馆’。最佳地点就是上海的东沈家宅。”对于取证中遭遇的观念上的阻力、财力上的困境，苏智良整理着20多册慰安妇照片时回答：“无路可退。”但是事实让他有点遗憾，他一直呼吁的在中国建立世界第一个慰安妇纪念馆迟迟不见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