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的互动时刻 180个原告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9日09:23 新华网

　　日军的细菌战让当年还是孩童的张礼忠家破人亡。本报记者王景春摄

　　9月18日，一个值得国人深思的日子。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纪念，而构成这个特殊年份的特殊意义的，又绝不止“25”这个数字本身。

　　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敏感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从钓鱼岛风波的升级，到齐齐哈尔“8·4”毒气伤人事件，再到对日民间索赔诉讼的一再碰壁，中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如果战争遗痕无法妥善消除，那就不仅仅是打不开感情心结的问题，而是要不断直面现实的身心伤害。

　　9月17日到20日，“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洲、亚洲许多国家的学者、NGO代表和战争受害者代表的积极参与，使之成为一次国际性的高规格的会议。上海会议将考虑设置一个协调机构，它表明了大家日渐统一起来的认识——国际间的民间力量，必须实现互动。

　　另一方面，中国民间与政府间的互动也值得关注。在湖南常德，在浙江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的民间索赔活动与地方政府都实现了良好的沟通；曾28次代表受害者在日本出庭的王选也认为，民间索赔非常需要得到政府的援手，民间索赔并不意味着依靠纯民间的力量。

　　正如很多专家指出的，中国方面当年宣布放弃的只是政府索赔，但政府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民间索赔的支持。

　　“8·4事件”的特殊性，形成了政府与民间对日追责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其间可以挖掘出一些共性的东西，对未来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有所借鉴，有所示范。

　　战争遗痕经年不褪，民间索赔任重道远，或许不同力量间更充分的互动，可以让我们期许一个更乐观的未来。

　　对日索赔的互动时刻

　　180个原告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见习记者见惊雷

　　9月10日，常德市第一医院。

　　82岁老人杨智慧见到记者，从牙缝里挤出的第一句话是：“国恨家仇还没有报啊！”她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幸存者。由于已经是一年里第三次入院，“常德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战友们”赶来看她。

　　62年前，同样是在这个医院的地下室里，染上鼠疫的20岁姑娘杨智慧度过了人生里最黑暗的300天，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侥幸捡回了一条命———然而此后的岁月里，痛苦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她。手术后的伤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流脓，漂亮的十根手指再也没有红润过。

　　“我要日本还我本来面目，我是手无寸铁的良民！”说第二句话时，老人的眼睛里已经满是泪水。

　　当天下午，调查委员会还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常德市第一例细菌战受害者的弟弟、原告之一蔡正明，今年61岁。他刚刚知道自己到了胃癌晚期，前些日子连后事都预备好了。另外一个是丁德望，得了肺结核的他现在每天都要吐一大口血，过去他曾经为细菌战索赔做了5年的调查工作，但现在却没钱治病。

　　“对日索赔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是他们共同的信念；但他们也都意识到，他们这些重病缠身的个体，将不得不带着仇恨和遗憾向这个世界说再见，因为胜利远非触手可及。

　　根据今年年初的数字，“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包括浙江省和湖南常德在内的180名原告中，已经有27位先于他们走了……

　　这里不存在旁观者

　　在常德市外办和旅游局院内，有两间需要弯腰站着的简易棚。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敬重的棚子，虽然它是如此简陋，“雨季的时候，地面从来没有干过”。

　　在这里义务上班的几位老人，带着水壶干粮，骑着单车走乡串户，历时7年，调查整理出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全部有名有姓，有死亡症状，共计7643人，并被东京地方法院采信为证据。

　　根据查实的资料，1941年11月1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一架轻型飞机从常德上空飞过，投下了36公斤重的破棉布、棉絮、稻草和谷物，和它们一起落下的还有7亿多只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正是这些跳蚤给常德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有的是一家家死绝，有的是一个村一个村的死。”原告之一、71岁的张礼忠在接待处负责资料的保管工作，他的两个弟弟、爷爷以及家里的丫头都死于那场鼠疫。

　　“紧接着奶奶因为悲伤过度去世，母亲在战争中冲散，三处房子被日军烧毁。”还是孩子的张礼忠和父亲逃难，1943年回到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老家。“战争时没有离开的一个保姆惨死村中，她被扒光了衣服，阴道里还塞着一根木棍，身体已经开始腐烂。父亲为此神经受了刺激，哈哈大笑几声，不久也就死了。”张老说，经过这么多的苦痛，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品尝不幸，所以养成了寡言少语的性格。

　　为了帮助自己也帮助其他受害者打官司，张礼忠1998年主动来到接待处帮忙。如今，只要是看到和细菌战有关的资料信息，无论多少钱都要自己掏腰包买下来。

　　1999、2002和2003年，张礼忠和他的老伴一共三次代表原告到日本法院出庭，前后花了几万元。而他每月的退休工资也只有400元，他是通过召开家庭会议才解决经费问题的。

　　接待处还有一位和张礼忠一样倔强的老人，名叫刘体云，是个老工人。在接待处“椅子还没有一把”的时候，刘体云就开始为细菌战索赔而奔波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刘体云是整个接待处下乡调查最多的人。

　　1997年，市外办副主任陈玉芳总觉得这件事情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所以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作了贡献，腾出了堆放杂物用的两间棚子。随后刘体云自己买了涂料，粉刷一新，拣来了一张破办公桌，从家里搬来了一把椅子，为细菌战调查工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办公之处。

　　1998年2月16日，细菌战诉讼案在东京第一次开庭以后，这间小屋门前正式挂出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常德受害者接待处”的牌子。这块牌子也像旗帜一样，吸引着一个个热心的老人为了民族大义，为了讨还公道，而不辞辛劳不惧寒暑地工作。

　　不过，刘体云现在却被称为“志愿者”。原因主要是他既不属于受害者也不属于受害者家属，当初只是因为痛恨日本侵略者才热血沸腾地参与调查工作的。“我不喜欢这样的称呼”，刘体云说，那样感觉“像个旁观者”。

　　由于在具体工作上存在不同看法，刘体云现在已经基本上脱离了这个他一手打造起来的接待处。

　　陈玉芳：曾经想过撂摊子

　　陈玉芳，细菌战对日诉讼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和王选一样，她有着强烈的爱国热诚，钢铁般的意志，谈话中也有着很快的语速。但她与王选在身份上有着很大的不同——陈是一名政府官员，她已经担任了十年的外办副主任。

　　“常德地方政府这么支持民间的对日索赔工作，和陈玉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王选作为另一条道路上的战友评价说，“她很不容易！”

　　1996年年底，几个日本人来到了常德。他们是带着深深的内疚来的，他们要帮助常德人打官司，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后来的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

　　“当时我心里也没有底。”作为外办副主任的陈玉芳负责接待了他们，为此她还专门请示了上级，上级的意见是“对日索赔的事情外事办不要参与，民间团体可以搞”。

　　于是，市外办起草了报告，建议成立民间团体“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

　　然而，1997年12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一直没有在民政局正式登记的“常德市细菌战调查委员会”准备召开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就在民政局已经同意、大会横幅都已经制作好的情况下，“成立大会”改成了“筹备大会”。

　　陈玉芳说，这是她感觉到最难的时候，真想撂摊子。“然而这样的事情，一旦你投入进来，就不可能退出。”

　　情况好转是在1998年。有一天，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到外办大院里办事，突然发现几个老人在小棚子那边做事情，就问接待处的工作人员何英珍：“你们在这边做什么呀？”“我们做常德细菌战的调查，通过民间诉讼的形式向日本索赔。”何英珍最初还有点担心会挨批评，却不曾想书记回答：“好啊！这是好事情！”

　　随后书记指示，以后陈玉芳所在的外事办对接待处的工作多进行帮助，经费方面市政府也可以帮助解决一下。何英珍说，当时感动得都哭了。

　　陈玉芳对“接待处”具体的指导实际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她给大家进行了简单的分工，并组织建立起了覆盖到乡村的调查网络，每一个疫点确立了一个联系人。

　　2000年起，她把接待处的工作重心从原先以调查为主调整为社会宣传为主。在常德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常德受害大型图片展”，同时还专门给地厅级干部组织了一次报告会。一时间，常德城妇孺老幼几乎都知道“细菌战”。同时，这些活动还激发了地方党政官员的民族精神，很多官员后来都以个人身份积极支持对日索赔活动。

　　地厅级干部参与

　　常德城和其他的城市有一点不同。

　　在常德市中心，有一座纪念塔。每逢清明时节，无论是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的领导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都会自觉地到这里敬献花圈和花篮。这里纪念的是在1943年中日常德会战中牺牲的中国将士。对于当年那场战争的壮烈，几乎每个常德人都会给你说上一段。

　　然而常德人的“抗日”热情在2002年又一次迸发出来。这一年的8月27日是细菌战案一审进行终审判决的日子。

　　此时，正值日本左派运动陷于低潮。中国辩护团辩护律师一濑敬一郎先生希望中国方面能够组织赴日声援团，声援细菌战诉讼，要求日本法院公正判决。

　　于是，陈玉芳和接待处的热血老人们一起组织发动了38万人签名，声援细菌战诉讼。随后他们又上下联系，组织了46人的赴日声援团。在这46人声援团中，其中有多位地厅级政府官员，政协副主席蒯定勋出任声援团团长。

　　“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都应该声讨日本，要他们认罪，所以我就担当起了这个责任。”蒯定勋说。临走的时候，党政四大班子一齐到火车站送行，场面好不壮观。

　　8月27日，中国180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日本政府一案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一审判决。法院判决书认定：“在1940年到1942年的3年时间里，731部队等侵华日军接受指令，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用鼠疫菌和霍乱菌混入供给当地军民的食物中，从而杀害了无数的中国军民。”然而，认定事实的同时，法院又驳回了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要求，并宣布中国原告败诉。

　　当日下午，常德声援团和来自浙江的声援团一起走上日本的大街示威游行。蒯定勋走在了队伍的前列。他们高呼起“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口号。在靖国神社，陈玉芳在神社的介绍单上写上了“军国主义该死”等口号，扔进了神坛。

　　今年5月20日，细菌战案在东京高等法院进行二审第一次开庭。虽然是在非典期间，但常德仍然派出了30人的声援团。

　　在日本议会，蒯定勋还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

　　今年7月22日到8月13日，细菌战罪行演讲团应美国史维会的邀请，在美国巡回演讲。湖南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名誉所长、常德市原副市长杨万柱也在邀请之列。2002年年底，杨万柱促成了中日美三国细菌战罪行国际研讨会在常德的顺利召开。

　　“我是被我的学生感动的。”杨万柱说，“2001年，陈玉芳组织在我们学校进行常德细菌战展览。厚厚的六大本留言簿里，全部写满了学生的留言。我看到一位学生只写了两个字，一个是‘愤’，一个是‘奋’。我感到欣慰，同时感到惭愧，我在常德工作二十几年，以前却不知道日本曾经在这里实施过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接待处的老人多年来一直义务工作着

　　浙江：民间开展

　　比较起湖南常德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浙江省细菌战的几处主要受害地义乌、衢州、江山、宁波的索赔工作一直由民间自发开展。

　　“义乌市政府十分支持我们，每次开会的场地费、宾馆住宿费他们都会来统一结账。而且，专门给我们指定一个复印点，账都记在政府上。”王培根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对日诉讼原告团”秘书长，专门负责义乌的细菌战调查和诉讼工作。他本人身体并不太好，曾经几次住进医院。他认为，常德的情况和浙江的情况有所不同。义乌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但他们一般都不直接参与，这种环境更适宜民间力量开展活动。

　　原告诉讼团团长王选本人也更青睐于后一种模式。她认为：要注意尊重原告在诉讼问题上的自主权。

　　但从经济状况来说，浙江几个地方大多由几个老同志苦苦支撑，或者使尽浑身解数筹措基本的办公经费。

　　对于诉讼前景，无论是王选还是其他接受采访的人士都认为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成功的概率极低。这既取决于内部的协调，也包括外部的特别是日本进步力量的支持程度。

　　一切都还充满变数。（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