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9月19日电题：创造从农民的追求中来——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农村新貌带来的启示

　　“三个代表”在基层采访团记者南辰、陈澎、胡成勇

　　煤用完了、餐桌上要换口味了，只需打一个电话，整车的蜂窝煤和各类新鲜肉、菜便会送到家中；

　　劳作累了、闲暇时感到乏味了，就邀上几个伴儿，打上一场乒乓球、羽毛球或是篮球。喜静的则可以在树荫下的石头桌椅上杀上一盘象棋，或是到图书室里翻翻书报；

　　各种生活讲究也越来越多了：喝的是卫生的自来水、桶装水，用的是内铺瓷砖的水冲式厕所，走的是平整光滑的水泥路。门前屋后，不仅有专门的生活垃圾桶，还种上了花草、摆放着盆景。为方便晚上出门，道路两旁甚至还装上了亮堂堂的路灯，美化生活环境要搞卫生评比，每周一次卫生检查，结果还要张榜公布……

　　这些便捷的配送服务、良好的卫生习惯等体现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城市里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然而，这些事出现在偏远而又世代贫穷的贵州省的山窝窝里，怎不令人咋舌？

　　事实就是这样，在各级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齐心努力下，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正在进行着一项看得见效果、摸得着变化的创造——“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活动。这里的农村正在向先进的现代文明大步迈进！

　　山窝里的农民渴望做“城里人”

　　“放羊干啥？换钱。有钱干啥？娶媳妇。娶媳妇干啥？生娃。生娃干啥？放羊……”记者前往余庆县农村采访前，听到了山窝窝里的放羊娃曾经与外人的这段对话。但走进余庆的农村后，记者惊讶地发现，尽管当地农民还算不上多么富裕，但他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之大却超乎记者的想象，他们用行动大声喊出了自己内心的渴望和追求：我们也要过“城里人”的幸福生活。

　　“我们希望像城里人一样富足、殷实，有宽敞的住宅、成套的家具和较多的存款；我们希望像城里人一样有学习的机会，学习科技、文化、法律和适应市场经济的本领；我们希望像城里人一样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家用电器可获得外部的信息，有图书室和培训班可提高技能；我们希望像城里人一样有整洁、卫生、美丽的人居环境，能够改变祖辈传承落后的生活方式……”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中，余庆县组织全县千名干部进村入户、夜宿农户、访谈农户后，了解到农民现阶段主要有4个方面的渴望和追求：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农民的追求成了全县党员干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工作目标。从2001年初开始，各级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山窝窝里农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向“城里人”靠近。

　　敖溪镇大坪村37名老党员，在“乐在农家”活动中，每人立下一份“特殊遗嘱”：死后丧事简办，“像城里一样”；不做“道场”。村里由7名威望高的长者成立了“丧事简办事务小组”，负责统一安排和操办村里的丧事。对硬要按旧习惯做“道场”的人家，村民集体抵制不去帮忙。过去，办丧事做“道场”至少5天，长的达9天，花费近万元；如今，丧事3天完成总共只花2000多元。许多村庄现在都把此项列入了村规民约。

　　“以前，只要锅里勉强有碗饭糊口，身边儿女一大群就算我们农民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啦。现在，这叫造孽。”花山苗族乡万里村罗家寨村民组的刘德强说，他的大儿子与他的想法一样：绝不多生一个娃。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余庆农村采访的过程中，记者的这些耳闻目睹无不在书写着当地农民的开放、成熟、乐观、向上；保守、传统、落后、封闭的心态已经成为昨天。

　　为了农民的追求

　　“四在农家”活动不但改变了余庆农村的面貌，也成为了拆掉干群之间“隔心墙”、架起干群之间“连心桥”的一条纽带。为了实现农民的追求，余庆县的广大党员干部更多地接触农民、服务农村，有针对性地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所思所想。全县选派了369名国家干部到村工作。

　　“四在农家”活动开展以来，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共为群众办实事5500多件，群众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都变成了现实。

　　冯家河坝村民组组建了一支青年突击队，培育了一批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创建了一片农村青年经济结构调整示范带，建设了一片“共青林”。老党员则是大沟村民组建设的带头人。腾大发干不了全活，就每天步履蹒跚地在工地上给大伙倒茶送水。陈永发年近60岁，仍同年轻人一起干，不叫苦、不喊累，群众看在眼里，受到极大的鼓舞。

　　关兴镇关兴村金斗湾村民组，过去是远近闻名的“难管村”。因为该村在外工作人员有63人，其中4个副县级以上干部、26个副科级以上干部。自恃“外面有人”，村民吵架、赌博、酗酒等现象很普遍。开展“四在农家”活动后，从区委书记任上退休回家的老共产党员张伦权积极为大家着想，自费带领一些村民到附近的村寨去学习“四在农家”的经验，回来后发动群众一起搞硬化路面、美化庭院、厕所改造等公益事业；在农村党建工作上，他积极发展新人，仅2001年以来就有多名新人入党，现在又培养了不少入党积极分子，使得整个村民组在两年的时间里完全变了样。

　　张伦权告诉记者，是“四在农家”活动唤起了他“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激情。虽然已经65岁了，同时还有脑血栓等各种疾病缠身，但张伦权的时间却安排得相当充实：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休息养病；用三分之一的时间考虑村组的各项建设，积极奔走筹措资金；再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为美化村里的环境作出示范。从老张的“三分之一论”中，人们不难感受到，当地基层党员干部投身“四在农家”的活动干劲儿十足。

　　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

　　谈到“四在农家”活动为什么那么受农民欢迎，一位在余庆县工作了6年多的干部向记者介绍：过去，县里也针对农民发动过很多活动，例如什么“3115”活动（三教育一培训一发动五落实）、“233”活动（两发动三建设三落实）等，但活动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可农民并不怎么买账。原因就是没有把好农民思想的脉，干部想让农民干的不是农民想干的。

　　“四在农家”活动就不一样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余庆县罗家坡的农民最先自发地对这项活动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摸索和实践。随后，在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中，遵义市和余庆县的各级组织敏锐地发现并积极培植了这一新生事物。他们在罗家坡农民原始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提炼、规范和推广，结果好得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老党员张伦权用一句话概括了“四在农家”受农民欢迎的原因：“实事求是，符合农民的切身利益，与那些虚头滑脑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才自觉自愿地起来投资、投力。”

　　遵义市委讲师团团长李学东认为，“四在农家”活动的实质是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民在初步解决温饱以后，在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简言之，广大农民要由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四在农家”不是政府或其他非政府组织从外部强加于它、强制推行的某种“新生活运动”，而是农民自觉自愿的社会活动，可以说是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