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立伟　本报实习生　阎　燕同类例举

　　同类一：湖北武汉某投资公司的陈先生因胃疼去某家医院里看病，从医院出来，他就说再也不去那看病了，因为医生架子太大，病看好看不好还得另说，光那个医生对待病人那冰冷的态度，就让人受不了。

　　同类二：在北京的822路公共汽车上，两个外地人朝着车窗外东张西望，其中一个问一名乘客：“到武圣路还有几站？”“四五站吧”乘客答道。那外地人转过脸对女售票员说：“同志，到武圣路告诉我一下好不好？”女售票员把眼一翻，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他不知道我告诉他，全车人都不知道我都告诉，我管得过来吗？”外地人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同类三：成都市高新区某局一干部在办公室接听了一位普通市民打进的电话，询问该局另一个处室的办公电话号码。此人不仅没有立即答复来电，还在电话中对市民说：“不晓得号码，你去查114嘛！”

　　同类四：西安的王女士在加油站加油时，要求工作人员找钱，结果被工作人员大声喝斥：“给给给！不就一毛钱吗？谁还希罕不成。”老师啊老师

　　“我不明白，一名人民教师，怎么一点职业道德都不讲。”9月17日，在首都钢铁公司工作的徐凤强先生忿忿地对记者说。

　　今年暑假，徐先生花了1500块钱给他正上初中的孩子报了个补习班。

　　“结果，才上了三天，就说要改时间，上午上课时间要从八点提前到七点半。原来补习班从北京育英中学请来的数学老师中午经常有活动，所以，要调整上课时间。”徐先生夹着烟的手在空中晃着，“我家住在四元桥，那补习班却在双安商场那边，这么远孩子得起多早啊，我们提意见说家离得太远能不能不调，老师说，‘反正到点就上课，来不来是你的事，我不负责！’”，徐先生半带讽刺地笑着说：“这真是不负责任。当老师的为了自己的事不顾学生，职业道德哪去了？”

　　“接下来的事就更让人无法理解了。第二天，我正上着班，在补习班上课的孩子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正在大街上玩呢。我赶紧打电话给‘补习班’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数学老师有事，来不了，叫我们发几张练习给学生做，学生做完了要活动活动，我们就放了。’我一听就急了，当时就质问他们，都上大马路上玩去了，出了事谁负责任？后来，在我一再追问下，补习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数学老师还在别的补习班兼课，那天，因另一个补习班安排发生点变化，所以这边就对付了。我一气之下要回学费，把孩子领回了家。”徐先生使劲儿把手里的烟头捻灭……学者论短长

　　要想在这堆满书报的办公室里找个坐的地方还真不容易，李天国挪开沙发上的一摞报纸，把记者“安顿”下来。当听说，要请他谈谈有关职业道德的问题时，李天国的表情有些窘，他说：“我没搞过专门的研究，再说又这么突然……”

　　记者暗想：“就冲你这满屋子书报，你还没点高见？”

　　果然，这位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社会学博士稍稍思索片刻，说：“那就谈点不成熟的看法吧。我认为所谓职业道德应该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创新奉献、自觉自律等精神的体现。其实，职业道德是个千古老话题了。手工业时代，交通、交通工具不发达，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区域性强，从职业道德角度讲，人和人是一种直接关系，你这个郎中病看得怎么样？人品如何？你制造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质量如何？有没有偷工减料？当地的人知道得一清二楚，你不讲点职业道德，你就无法将某种职业继续下去。所以，那个年代的人讲职业道德，多是凭自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系瓦解了，不顾职业道德，发不义之财的事情多起来了。不讲职业道德的人和事多了，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讲职业道德，会使医患、师生、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等各种关系间产生矛盾、发生纠纷，会给社会带来不协调，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如果，生产者不讲职业道德，生产出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还会破坏市场秩序、影响经济发展。”

　　“在加强人们的职业道德方面，你有何高见呢？”记者问。

　　“我想应该是两方面吧。”李天国说，“一是要提高人员的素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我认为，职业道德教育应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一般性的道德教育，这包括社会公德，传统美德等教育。这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第二个层面就是职业精神的教育，这是职业道德的核心。职业精神的教育必须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因为职业道德是以个体来体现的。一个具备爱岗敬业、诚实守信、自觉自律等职业精神的人是不会出现道德盲区的。售票员冷淡乘客，医生为多开药故意夸大患者病情，超市雇员拒绝给顾客答疑等现象也就不会出现。缩水的商品房、假冒伪劣产品也会减少。二是用制度加以约束。单凭教育杜绝不了违反职业道德的人和事，对此就要有制度限制约束。比如前些时候实行的食品准入制，各个行业的自律条款，包括这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都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