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完成任务案件数，也为了年终奖金，四川大足县法院三驱法庭的几位法官竟伪造了25个子虚乌有的案件来充数———从起诉书到原被告，从立案审查到开庭审理，25个案子全系伪造，而且，伪造的原告都是一个名叫童兴云的普通公民。在25桩案件中，有《民事起诉状》、《立案调查表》、《受理案件通知书》在，有诉讼费收取凭证和专用收据在，有《应诉通知书》及开庭笔录、送达回执在，一应俱全，甚至还有“童兴云”的签名在，就是“原告”本人一无所知，而且，没有一个真正的“被告”。（详见9月13日《工人日报》）

　　作为身着法袍、行使国家司法权力的法官，竟然为了部门的私利，置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于不顾，凭空捏造出子虚乌有的案件来，如此弄虚作假的“胆识”，在让人惊叹的同时，更引起了我们深深的思考———法官为何敢于公然蔑视、践踏法律呢？从表面上看，是他们法治观念、法治习惯缺失所致———在他们的心中，法是专治别人的，自己是法的象征、法外之身；法是为我所用的工具，可以随便捏玩。然而，从深层次分析，其实暴露出司法监督机制的软弱无力甚至严重缺失。

　　照理说，对审判机关的司法情况，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监督方式：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检察机关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以及审判机关内部监督等等。这些监督方式的存在，不可能不发挥任何作用，但是，从三驱法庭的情况看，这些监督机制并没有真正到位，审判机关很少感受到这种监督的“压力”。作为社会性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面对审判机关自身的专业特点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很难了解法院内部的各项运作、了解到审判机关办案的内情，自然就无从监督。检察机关虽然能够通过案件调查等途径，对审判机关办案是否公平公正、是否渎职失职实施监督，但是，由于同为司法机关，有时难免有各种利益牵连，因而监督也就难以具有刚性，有时难免睁只眼、闭只眼，抑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担负着司法监督的职责，但是这种监督更多地表现为事后监督，亦即是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才启动监督程序，对于没有暴露的徇私枉法现象以及其所导致的冤假错案，滞后的监督往往难以触及实质内容，只能让其“胎死腹中”。

　　至于审判机关内部的监督，为了顾及自身颜面，即使发现了问题，往往不愿或者不敢“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这种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无异于对冤假错案的姑息纵容，也正是导致司法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试想，倘若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并且可以正常运转，让任何蔑视法律、擅用职权的“越轨”行径都能得到及时的发现和惩处，那么，还有哪一个法官敢装糊涂虫、办糊涂案呢？

　　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说：“如果没有人监督，对国王是不能信任的———虽然我们十分聪明，曾经对专制君主政体关门下锁，但同时我们也十分愚蠢，曾让国王掌握了钥匙。”这一常识的要义警示我们：如果监督的“钥匙”掌握在被监督者手中，即使我们建立了种种监督制度，监督也是形同虚设。因为只有被监督者自愿地打开接受监督的“大门”时，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大门”后的东西。这样的监督，与寄希望于人的道德的自律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要防止“子虚乌有”案件的出现，要杜绝司法腐败现象出现，改进和完善现行的司法监督机制，让监督权硬起来，保证司法权始终沿着法律的轨道运行，势在必行！

　　在看到监督缺位的同时，该案还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法庭伪造案件，到底应该追究个人的责任还是法院的责任？当事人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是此案未向公众告知的一个缺憾。作者单位：湖南省娄底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来源：吴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