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阳

　　新近，媒体对两起当“村官”的事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一例是，吉林省一位个体私营企业老板参加村委会主任竞选，三年前因为“太有钱了”而落选，三年后这位千万富翁却光荣当选（据9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另一例是，江苏省射阳县为选拔村干部制定了一条硬杠杠———没有10万元年收入，别想当“村官”。

　　比较起来，人们对前者比较肯定，对后者提出质疑。经济能人落选与当选皆出自民意，既充满戏剧性，程序上也无可挑剔。而以年收入多少作为“村官”准入标准，则合法性值得推敲。不过，如果抛开二者之间的差异，人们不难发现它们事实上有着相似点：注重村干部人选的经济能力，体现了通过选拔“先富”者以寻求“共同富裕”路径的努力。

　　发生在农村的这种新气象很能给人以启发，其意义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村级班子的建设。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尊重效率的明智之举，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但一部分人的“先富”，并不自然导致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从“先富”到“共富”还需要一种有效推动力。在通常意义上，人们把“先富”者的作用限定在“示范”上，而现实表明，只具有形象价值的“示范”，并不总能给后来者产生有效的带动作用。因为贫富间的差别，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致富欲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致富能力的大小。而致富能力，不可能仅仅通过“示范”而有效获取。因此，从一个孤立的单元说，由“先富”走向“共富”，就须有一种推动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载体。当上“村官”后的“先富”者，在一个被定义的平台上，他们的能力效应就有可能因此被放大，从而可能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一种力量。

　　在当前的干部队伍中，因循守旧、得过且过者不少见，真正有经营管理才干的人却不多见，在农村，这个问题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所以，重视干部搞建设、谋发展的能力，是现实提出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农村群众对村干部的主要诉求，在于其能否出以公心、处事公正，事实上，这种诉求至今也没有完结。长春那位千万富翁三年前输于有“道德权威”之称的对手，正是这种诉求的表现。但仅仅过了三年，村民的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他们对领头人的诉求重心，开始从道德关注转移到经济能力关注之上。一个“先富”者，未必能也未必愿带领大家致富，但一个连小家都搞不富的人，说他有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能力就更加可疑。而在现实中，毫无相关专业背景，亦无相关实践经验之人，却往往被委以重任，承担着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结果自然是凶多吉少。

　　任何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既然领头人的道德修养不足以成为化解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突出强调他们的经营管理才干就在情理之中。但经济能人走上公共事务领域的关键性岗位，并不意味着依法办事和道德修养等基本诉求的退场。从这个角度说，人们担心“先富”者热衷仕途的动机不纯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带有先验色彩的诛心之论往往并不可靠，可靠的是动机与结果的辩证考量。因此，此种担心虽“事出有因”，却不宜过于渲染，更不能使之成为实践的障碍。“先富”者担任了村干部，都干了些什么，又干得怎么样，村民们最清楚。如果某某上台之后就“变脸”，甚至于损公肥私、胡作非为，也用不着过分担心，选票牢牢把握在村民手中，把他赶下台来便是。（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