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生

　　·1000年，中国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枚火箭；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啃白菜帮子，吃麦糊糊，却精神饱满

　　·中国第一权自行设计的火箭升空10秒后，一个跟头栽下来

　　·写了遗书又交了“最后一次”党费的“戈壁七雄”走进地下控制室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一次亮相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人地球静止轨道

　　1989年8月，日本AEC宇航公司代表团到上海航天局参观访问，深为中国的航天技术所震撼。代表团中一位总工程师，在休息时对中国“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师龚德泉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日本感到骄傲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的气功，另一个就是中国的火箭！

　　是的，火箭不仅是一个民族力量的象征，而且也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尊严。优秀的中华民族不仅过去能创造出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文明，而且今天同样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长征＂系列火箭。

　　1990年4月7日，中国“长征Ⅲ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一颗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商业卫星—“亚洲1号”，成功地送入了太空。这标志着中国的运载火箭跨进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那么，中国的火箭从古至今，从小到大，从发射国内卫星到发射国外卫星，经历了怎样一个艰难的历程呢？

　　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当英军的火箭落在了清皇们的头上时，火箭的子孙们才恍然大悟：“火箭！中国的火箭呢？”

　　早在公元1000年，中国就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枚火箭。直到公元13世纪，欧洲人才从中国人手中得到这份稀世厚礼—火箭术。

　　然而，历史总是在怪圈中盘旋。

　　从15世纪起，东方古国文明的大门关闭了，中国同世界渐渐拉开了距离。当曾经不可一世的火箭子孙们，背着“四大发明”的包袱，迈着方方正正的碎步，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乡间小道上踽踽独行时，吮吸了东方文明的奶水长大的西欧各国，在短短40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从而把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远远抛在了时代的后面！

　　命运仿佛故意要开这个玩笑，道光年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对中国开始了侵略。当火箭的子孙们已经对火箭渐渐感到淡漠无味时，本是从中国传人西方的火箭，经西方改造发展后，又重新“送回”了火箭的故乡。当然，与这火箭拥抱亲吻的，只能是祖辈们那血淋淋的胸膛。

　　耐人寻味的是，英国—这个最后一个接受中国火箭技术的西欧国家，却第一个用大炮和“康格里夫”火箭轰开了中国锈迹斑斑的大门！

　　据有关专家和学者考证，“康格里夫”火箭，正是中国古代火箭脱胎出来的一种新式火箭。

　　但当无数枚这种本是根生于中国土地上的火箭，伴着火箭子孙们的血肉在火箭的故乡遍地开花时，火箭的子孙们竟茫然惊呼：“这是什么鸟玩艺儿？！”

　　据说，在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当八国联军用装有中国发明的火药的洋枪洋炮洋箭，向中国的某地进行轰击时，一群义和团团员竟然端起一盆盆羊血，向洋鬼子们身上狠狠泼去。因为他们说，那手持洋枪洋炮洋箭的洋鬼子，是一群从死人堆里爬起的妖魔，只有用血才能避邪。

　　这个荒唐而艾实在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

　　当然，清朝开国后，中国的火箭也曾有过发展。康熙皇帝的初期，对火箭还是相当重视的，但到了康熙皇帝的中期，因战事较少，火箭技术便被用作了娱乐表演。

　　鸦片战争爆发后，当英军的火箭落在了头上时，清皇们才从绣花枕头上惊慌地爬起，晃动者手中的烟枪，大声疾呼：“火箭！！中国的火箭呢？”

　　于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批优秀的火箭子孙们又开始加紧了对火箭的研制。

　　当时的科学家丁拱辰和丁守存，根据英国的“康格里夫”火箭的样器，于1850年在广西桂林成功地研制了由金属火箭构成的近代大火箭·射程660米，已接近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火箭的开始。

　　接着，在清同治年洋务运动时期，又花费了巨额资金从国外重新引进生产近代火箭的机器装置。1865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和钦差大臣曾国藩奏准在上海设立了近代兵工厂。1867年在陈家港设立该局的火箭分厂，开始生产“康格里夫”型火箭。1865年又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1870年建火箭分局。颇有意味的是，聘请的技术顾问是英国人马格里先生。

　　然而，尽管当时中国已有像丁拱辰这样杰出的火箭专家，但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没有建立起长期的独立自主的近代火箭生产体系，因而中国的火箭，最终也只好伴着整个民族的命运，躺倒在了百年昏睡的长梦之中。

　　1927年，当中国的毛泽东领导饿着肚子的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时，被称为欧洲火箭之父的德国人奥伯特却领导一批科学家开始了对宇宙航行和现代火箭的研究。

　　在德国和波兰的界河一一奥得河不远处，有一个美丽而幽静的小岛，叫乌泽多姆岛。在这个小岛的北边，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渔村，当地德国居民称它为“佩内明德”。

　　佩内明德，是世界现代火箭的摇篮。

　　或许，是长期以来火箭在战争中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太重，当历史跨进本世纪20年代后，西欧几个较先进国家的一批科学家们，把兴趣转到了宇宙航行上，开始了对液体火箭—现代火箭的研制。

　　1926年，美国的哥达德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火箭。但现代火箭的真正起步，是德国。

　　早在1927年，当中国的毛泽东领导饿着肚子的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时，被称为欧洲火箭之父的德国人奥伯特却领导一批科学家成立了德国宇宙航行协会，开始了对宇宙航行的探讨和现代火箭的研究。

　　众所周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因此按凡尔赛和约规定，对德国的军备进行限制，不准它发展重炮和坦克等常规兵器。但国际组织的首脑们却恰恰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限制德国武器发展的项目中没有火箭。于是，狡猾的德国人(德国陆军)于1930年奉命接受了秘密研究液体火箭的任务。

　　1942年10月3日，一枚火箭从波罗的海之滨冉冉升起。火箭垂直飞行4.5秒以后，拐弯沿着东北方向飞去。58秒时，发动机关机。296秒时，火箭在海上溅起了欢腾的浪花。几小时后，德国海上保安部门收到渔民的报告，发现一架奇怪的“飞机”跌人大海，地点是乌泽多姆岛东北190公里处。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式现代火箭。它用酒精和液氧作推进剂，起飞重量13吨，发动机推力26吨，能将一吨重的弹头送到260公里远，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特意替它取了个名字：“V-2”火箭。“V”在英语中是胜利的意思；而在德语中则是“复仇”的第一个字母。

　　德国的“V-2”火箭的成功，开辟了人类通向宇宙的道路。它的设计者，就是27岁便给希特勒上过火箭课后来被称为“现代航天之父”的布劳恩。

　　1945年5月5日，苏军攻占了佩内明德，将留下来的德国技术人员和图纸资料以及机器设备全部运回了莫斯科。

　　同时，美军也占领了德国的诺德豪森地下工厂，将布劳恩等一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300节车皮的资料设备，全部带回了美国。

　　于是，德国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火箭事业，被苏美两国连人带物，毫不客气地瓜分了个一干二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两国在德国人火箭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了现代导弹火箭，将现代火箭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一枚大型运载火箭，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

　　从此，人类征服宇宙，开拓天疆的神圣使命，落在了火箭的肩上。

　　1955年秋。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向着东方进发。一位中年男子对着东方的地平线惊呼：“瞧，那是中国的太阳！”

　　火箭从战争的血野跨进航天的大门，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但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近百年来，几乎没人见过火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中国也是战胜国，但那最珍贵的战利品德国的火箭专家和设备资料，中国只能望洋兴叹，连一份皱皱巴巴的草图也没捞上。

　　中国，本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了火箭的国家，但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加上苦不堪言的百年挨打史，最终却落得个火箭几乎要断子绝孙的下场。

　　多少人在着急：丢了火箭，等于丢了打狗棍！

　　多少人在渴盼：火箭，你何时才能重返故乡？

　　195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在匆匆疾驰。甲板上，一位身着灰色西装，脖系花色领带的中年男子迎风伫立，目视东方。

　　这时，他的夫人走近他的身边，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说：“回去歇歇吧，别着了凉。”

　　中年男子依然沉默不语，一动不动。直到一轮太阳跃过海面，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徐徐升起时，中年男子才突然惊叫道：“瞧，那是中国的太阳！”

　　这位中年男子，便是钱学森。

　　935年，钱学森赴美求学。第二年便投师于当代力学大师卡门的门下，参加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开始了对火箭发动机热力学的研究。几年后，他成了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负责人，并被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公认为力学界、应用数学界和火箭技术的权威学者之一。

　　钱学森回国的第二年初，便向共和国呈上了一份报告—《建立国防工业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钱学森阐明了新中国建立国防工业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并最早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实施方案。

　　周恩来接到这份意见书后，据说曾连续看了两遍。不日，便亲自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专门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导弹技术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两个月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作出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刘有光为政委。第二天，钱学森给全院讲的第一课是：关于导弹、火箭的一般常识。

　　曾有上千年火箭历史的中国，今天要搞火箭，却要从零开始，只有从零开始，这意味着什么呢？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专门就新技术援助一事，同别尔乌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历时35天的谈判，于10月15日签定了中苏著名的“双十协定”—新技术协定。

　　此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接收中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帮助中国培养火箭专业技术人员。

　　同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一份苏联“还给”中国的厚礼——两发P-2近程地地导弹。

　　毫无办法，历史就是这祥的有趣：200年前中国的康熙皇帝送给俄国沙皇两箱中国的古代火箭，200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将两枚现代火箭送给了中国。

　　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1960年，赫鲁晓夫下令撤走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陈毅说：脱了裤子当当，也栗把中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1960年9月10日，在苏联专家撤走17天后，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P一2导弹。

　　然而，由于人人都知道的历史原因，到了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P-2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却下令撤走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

　　同时，大自然的灾难和人为的恶果，也几乎一并落在了中华民族的头上。

　　刚刚站起的中国，还要起飞吗？

　　离开了“老大哥”的中国，还能起飞吗？

　　回答是肯定的。中华民族是不折不挠的民族。千年前能搞出世界上第一枚火箭，千年后的今天，同样能搞出火箭！

　　毛泽东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

　　邓小平表示：国家困难，其它工程项目可以适当下马，但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不能下马，砸锅卖铁也要搞下去！

　　陈毅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中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你们只要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

　　聂荣臻说：我们不仅要仿制导弹，还要自己设计自己的导弹。

　　所有的火箭子孙也都在心里呼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搞出中国的火箭！

　　显然，中国的火箭，是逼出来的。本来，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聂荣臻无帅就明确了中国火箭发展的方针：“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已有的科学成果。但后来却被逼走上了一条完全是自力更生的道路。如同一个人，正顺着一架梯子往一座高楼上登攀时，有人却突然从脚下抽走了梯子。于是，这就逼着你只有用双手抠着墙缝往上爬。

　　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的1960年9月10日，中国第一次在自己国工，用自己生产的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

　　接着，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又一举发射成功。

　　聂荣臻副总理亲赴戈壁发射场，指挥了这次发射，在庆祝的宴会上，聂荣臻高高举着酒杯，向全体火箭将士自豪地说：

　　＂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终于升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我们将庄严宣告：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紧接着，中国的火箭将士们，忍着饥饿的肚子，又开始了从仿制苏联导弹轻人自己设计导弹的艰难跋涉。

　　为了进一步扩建导弹研制基地，国防部五院又在北京的南苑、长辛店和永定路成立了3个分院，井从全国大专院校优选了4000名大学毕业业生，从部队选调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并选调了一批累质好的复转军人到工厂充当工人。

　　中回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刘传诗和吴之真两位副院长，就是当年选调去的军政干部。30年后两位老人向我谈起这段历史时，你一句，我一段，显得特别的激动而又亲切。

　　我开始去南苑时连个窝都没有，就住在原来日本鬼子修的一个破飞机库里。冬天冷，夏天热，一下雨还漏。几百人全挤在一块，臭哄哄的，连桌椅板凳都没有。

　　60年代生活非常困难，聂总动员各大军区支援这支火箭部队，沈阳军区的陈锡联派人送来了黄豆、苹果等食品，虽然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饭，但为保证技术人员的身体，早点搞出火箭，政工干部都让给技术人员吃。那时的定量是38斤，为了省点给家中孩子吃，我有时饿着肚子不在食堂吃饭。不过那时的人也真怪，啃白莱帮子，吃麦糊糊，肚子虽然空空的，但精神却很饱满。

　　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想多学点业务，但又怕说是“白专”。后来聂老总有个规定：一个星期只有1／6的时间搞政治工作，其它时间不要侵犯。记得有一次陈老总在一次报告大会上说：“什么是政治挂帅？你打球的，政治挂帅，就要挂在球上，你搞导弹的，就要挂在弹上！”

　　1962年3月21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火箭升空10秒后，一个跟头从空中栽落下来，白发苍苍的老专家和无数科技人员抱头痛哭。两年后的1964年6月29日，“东风Ⅱ号”终于发射成功！

　　1962年3月21日，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出来的火箭—东风Ⅱ号终于高高竖在了发射架上。

　　这是戈壁滩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数千名火箭将士云集在冷风萧杀的发射场上，等待着那辉煌的一瞬。

　　中国，从主代火箭到近代火箭，走过了千年的历史。但能否从近代火箭一步跨入现代火箭的行列，关键就看今天这一下了。

　　“点火---”随着发射指挥员一声令下，火箭一跃而起。人们鼓掌、欢呼狂跳。

　　然而，刹那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人们一下子全傻了：火箭升空10余秒后，由于控制系统失灵和发动机起火，火箭一个跟头便从空中栽落在了离发射架300米处的地上，将一个厕所炸了一个大坑。

　　成千上万火箭将土近两年的心血，毁之一旦。

　　白发苍苍的老专家和无数科技人员抱头痛哭。

　　9万平方公里的巴丹吉林大沙漠，仿佛也陷入了痛苦的沉默之中。

　　但中华民族毕竟是久经磨难的民族。在长期的内困外患中，火箭的子孙们已炼就一副百折不挠的铮铮硬骨。火箭坠毁后，聂荣臻副总理严肃指示：不许追查任何个人责任！并对参试人员进行了亲切的慰问。

　　于是，失败的痛苦，变成了强大的推进剂。

　　两年后的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东风Ⅱ号”，终于发射成功。

　　从此，中国开始了独立研制火箭的历史。

　　历史记住了毛泽东，也忘不了文化大革命。

　　正当共和国的翅膀刚刚起飞时，一场空前未有的革命“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于是，中国的火箭和整个民族一起，被迫穿行在愚昧加革命的“枪林弹雨”之中。

　　1966年深秋，一枚头顶着真正原子弹头的“东风Ⅱ号甲”火箭，迎着大漠的寒风和革命的“热风”，昂首挺立在55米高的发射塔上。

　　中国，要逆风发射！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导弹与原子弹二者结为一体的发射试验。

　　在此之前，美国和苏联已进行过类似的发射试验，但他们都是向着大洋发射，而中国这次却要在本国的国土上发射。这在世界史上，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到24年后的今天为止，也是绝后的。

　　本来，早在两年前，中国就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但核大国认为，“中国有弹，没有枪”(即没有运载火箭)，依然将中国排斥在“核俱乐部”之外。

　　显然，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这样的发射，不仅要冒科学的风险，还要担政治的风险。

　　为此，周恩来提出16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聂荣臻老总也赶赴发射场，亲自督战。当即写了遗书又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后来被传颂为“戈壁七雄”的七位控制人员将要进入地下控制室时，聂老总站在地下室的门前，亲自一个个点了名，并含着热泪，同他们一一握手。

　　历史无疑应当记下这七位英雄的名字：高震亚、王士成、颜振清、佟连捷、张其彬、徐虹、刘志学。

　　发射前，北京的周恩来总理还挂来了电话。当聂总向周恩来报告了发射前准备情况后，周恩来说：“聂总，主席就在我身边。他一直在等着你们的消息。现在主席要和你讲话。”

　　“聂总啊，我一直讲：你是一个常打胜仗的人呢！”片刻，聂总的耳边传出毛主席浓重的湖南乡音。“这次发射，我们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关系重大啊！”

　　30年后有人回忆说，当时聂总手上的话筒在轻轻颤抖。

　　上帝保佑，发射成功！

　　当中国向世界宣布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的消息时，全世界都被震动了。

　　但，中国能造出发射核弹头的导弹，又有没有本事造出发射卫星的火箭呢？

　　1970年4月24日，一枚三级运载火箭把“东方红1号”卫星送上了太空。”长征Ⅰ号”运载火箭第一次亮相。

　　从此，中国的火箭踏上了通向宇宙的道路。

　　要把人造卫星送人预定的轨道，首先要有强的大动力，克服地球的引力，达到相应的宇宙速度。这就需要有强大推力的火箭。因为要使一个物体成为绕地球旋转的卫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飞出稠密的大气层：二是使它达到每秒约7.9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

　　而中国在这之前所发射的火箭，都是单级火箭，虽然飞出了稠密大的气层，但还未达到第一字宙速度，无法成为卫星的运载工具。因此，这就需要多级火箭—每级各飞一程，逐渐加速。最后使火箭末级上装载的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显然，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困难是无法想象的。更何况，那是一个抓革命、刷标语、喊口号、唱高调的年代！

　　但，不管时代如何发展，火箭的子孙毕竟是火箭的子孙。

　　老专家梁思礼老人的回述，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即使在‘文革’中，我们的研制工作也没停顿过。一边打‘派仗’一边搞科研、试验、生产，干干停停，困难很多，很不顺利。

　　“有一次需要进行发动机试车，因为打派仗，试验无法正常进行。

　　周总理不得不亲自过问。周总理甚至要求列出与任务有关的人员名单，命令不许揪斗我们，保证我们的工作条件。周总理还对我们6级以上的科技骨干采取了保护措施：集中住在一栋办公楼内，每天参加科研生产后，就直接回到这个集体住处休息，不能外出不能回家，连吃饭和由家里人送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把‘东风Ⅲ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