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科学院“教授看大门”引发的争论

　　新华网石家庄9月21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卢保红、张涛、程子龙) 河北省科学院近些年在体制改革、调整职工岗位时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情况。对此，院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直喊冤，认为是院方对他们不公正，是用人上的“人治”因素在作怪，是人才浪费。

　　刘志明：正教授看大门太“奢侈”

　　刘志明，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1978年到河北省科学院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工作，正教授级外语译审，多次为单位举办外语培训班。他促成河北省科学院生物所与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细胞遗传所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科技交流关系。在河北省举办的多届经贸洽谈会上，给河北省领导担任俄语和波兰语翻译，是河北省仅有的两名精通波兰语的人才之一。曾获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他还兼任河北省翻译系列高级评委会主任、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等职。1993年到单位下属公司任经理，后因公司倒闭，1996年申请回院里继续搞科技情报翻译工作，没能如愿。已56岁的他成了看大门的门卫，一直持续到1997年3月恢复翻译工作。

　　本人自述：怎么也想不到我堂堂一个正教授会落到如此地步，一直怀疑是搞公司失败了领导对我有成见。在看大门期间，院里要求我不能干站着，要不停地巡视，寒冬腊月也不能例外，人事部门经常打电话查岗。看大门的活倒是不累，关键是思想上接受不了，每天人来人往的，真丢人！我实在想不明白，我给院里做了这么多贡献，没功劳也有苦劳，为什么这么对待我？1997年3月，在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大会上，我作为多个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向与会者大声宣布：“我正在河北省科学院看大门！”当时的院长脸上实在挂不住了，才给我安排到图书馆工作，我又可以继续从事我热爱的翻译工作了。后来我又参与制作了反映河北省科学院20年成就的中英文对照画册《科技之光》，社会反响很好。但看大门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院方说法（河北省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树煌）：这是改革当中的阵痛。院里1992年搞第一轮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定编定岗、竞争上岗，人员“一个萝卜一个坑”。而刘志明偏偏在此后到下属公司搞经营。后来经营不成功想回来搞科研业务，但这时候已经没有他的岗位了。虽然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够得上人才，但也不能把他塞进去，把别人给挤出来。让他看大门已经是照顾他了，起码有工资嘛。

　　记者点评：人事制度改革无论怎么改，其目的都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才脱颖而出，因此改革与尊重人才并不矛盾。就我国的国情而言，人才也远没有多到连个工作岗位的“坑”都没有的地步。看来，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目标任重而道远，人事制度改革应在营造“四个尊重”环境上多下功夫。

　　王英华：感觉有人偷了我的“奶酪”

　　王英华，196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后进修北京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副研究员。1978年到河北省科学院工作，多年在科研处从事科研项目管理。1994年，到院下属的科技实业公司从事经营管理。因种种原因，与公司经理发生矛盾，1996年离开公司在家养病。1997年被安排在院传达室发报纸，1999年提前病退。

　　本人自述：我跟刘志明的情况有些类似，也是搞经营没成功，回院里就没工作了，其实并不是我能力差，主要是没有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被安排到院传达室发报纸，一干就是两年。其实传达室原本就有一个临时工，根本不缺人，我在那里只是“挂”着，每天接受来往同事的“瞻仰”，精神压抑得简直快崩溃了。想起这段经历我就心口疼，喘不过气来。

　　院方说法（人事教育处处长赵红芳）：虽然她算是人才，但如今科研单位岗位搞的是人才和部门间的“双向选择”，决定一个人是否被使用的因素很多。所以，一个人即使能力再强，如果不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不行的。再者，王英华是自愿选择搞经营的，放弃了原来的岗位，如果当初在原岗位竞争上岗，肯定不会失去工作。

　　记者点评：改革在实现人才“能上能下”的同时，也给了单位领导更大的用人权，“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用你是人才，不用你是庸才”，领导的判断水准及个人素质在用人上显得尤为重要。而谁来监督人才使用的公正、公平、科学、合理性，则是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研究生张成槐：我的活有小学文凭就够了

　　张成槐，199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物理系，河北科学院能源所工程师，在职研究生。搞过热能烘干技术研究，后因带其搞课题的工程师退休，自己申请不到其他研究课题没活干，累计在乡下做了4年与科研无关的扶贫工作。2002年，先在办公室当内勤，收房费、水电费。去年冬天院里改制搞竞争上岗，他因专业不对口开始在能源所传达室发报纸。

　　本人自述：其实我现在做的活有小学文凭就够了，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院里一方面每年继续招收大学毕业生，而自己却在苦苦为岗位奔波。大学同学都比我强，有的出国了，我不好意思跟同学们联系。说实在的，在我们所里的科研人员中，我绝对不是最差的，但我的工种确实是最差的。目前我正复习考博士，之所以这么做，是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院方说法（人事处副处长杨春青）：科学院改制后，由于种种不适应，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创收艰难，反过来又影响到科研经费和职工工资发放。在这种情况下，人员数量大量压缩，2000年以来包括提前退休人员，职工人数减少200人。许多研究所靠把腾出来的房子租出去给职工开工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各个研究所只能压缩课题数量，出现像张成槐这样的在职研究生没活干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记者点评：张成槐的遭遇很大程度是由于单位的衰落。让他去发报纸并不是单位人才多得用不过来，而是单位没有能力再给其提供岗位。这时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为紧迫。

　　3名知识分子的遭遇虽然只是个案，但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党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政府需要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每个单位都需要创造宽松的人才环境。当然，科学院所改制推向市场后，知识分子也应尽快调整心态，适应社会转型期的变化。（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