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东飞来源： 燕赵都市报

　　记者进入“黑名单”显示出舆论监督环境的复杂性。媒体和记者要想行使好揭露丑恶、探寻真相、针砭时弊、维护正义的天职，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当前，这种舆论监督环境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表现为某些被监督的单位或个人采取抵制甚至暴力的手段逃避舆论监督。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些人试图以“糖衣炮弹”的不法手段销蚀和瓦解舆论监督。“繁峙事故”中11名记者的中招，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方面舆论监督环境的复杂性。

　　记者进入“黑名单”提出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将受贿记者列入“黑名单”予以公布，说明了这一监督的存在。如果这种监督不存在会怎样？被“收买”的媒体或记者，一是有可能对矿难三缄其口，语焉不详；二是有可能将当地官方或矿方提供的数据广布天下，混淆视听；其三，甚至有可能轻信当地布置的假象，采写出“当地领导深入抢救一线、矿工家属深表满意”之类的假新闻。“黑名单”作为监督的方式十分必要，但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显然不能局限于此。

　　记者进入“黑名单”是对新闻从业者操守的一声棒喝。当市场化成为一种强力趋势的时候，甚至我们所从事的新闻产业本身也越来越按照市场化的规律进行运作的时候，新闻从业者的操守是否也要随之进行“泛市场化”？如果不是这样，一次矿难中有11名记者被曝光，这又说明了什么？这种不良的趋势在整个队伍中，已经走出了多远？难道不值得好好反思吗？

　　舆论监督环境问题、“监督者”的监督问题和新闻从业者的操守问题，不是因为“黑名单”的公布才存在，而是因为它的公布才让人猛然惊觉。表彰名单中记者没份是好事，处理名单中记者有份同样是好事，因为只有发觉了、重视了，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才有希望。摘编自《燕赵都市报》9月17日文/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