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新华社最近一篇题为《白条收据假发票，吃喝嫖赌全报销》的分析文章披露了一组惊人数字：全国行政职务消费庞杂，许多支出鱼目混珠、公私不分，大吃大喝、公车私用、私客公待、公款旅游甚至豪赌嫖娼都以“招待费”的名义由财政大包大揽。据今年“两会”全国政协一份提案披露，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还有消息说，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而《人民日报》最近报道：陕西省定边县农民石光银自1984年以来联合其他农户，先后举债1000多万元，承包治理荒沙、荒滩22.8万亩，植树2000多万株，整天却吃着大白菜和土豆。

　　这位农民花自己的钱，替政府和集体分忧；而一些官员花国家的钱，却替自己谋福利，甚至报销嫖赌。公款吃喝、公车消费一年达5000亿元！如果这5000亿元用来治沙，得治多少沙；用来防灾，能减少多少损失；用来办教育，又能让多少穷孩子圆入学梦！需要公款的地方没有公款，不需要公款的地方却大肆挥霍浪费，这种错位得让人目瞪口呆的现象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那些官员为何敢花钱吃喝玩乐，甚至连嫖娼赌博都算到“招待费”中？从平常的角度看，这些钱是公款，不是他们自己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折射出的是公款使用缺乏制度保证，不讲究使用效率。

　　试想一下，如果这样规定：公款必须花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而且，使用公款必须创造出相对比例的效益。如花100元公款，得创造1万元的公共效益。花1万元，得带来100万元的效益；如果花了钱没有创造出效益，对不起，花的钱私人掏腰包，公款不予报销。如果这样的规定制度化，谁还敢随便拿公款吃喝，何愁公款没有效率？

　　私人花钱所以有效率，在于“私有”这种内在的压力，让他们在花钱的时候思量再三。公款在花的过程中缺乏这种“私有”的内在压力，所以必须通过制度建立起一种外在的压力，赋予每分每元财政拨款以量化的效益：花一分公家的钱，得十倍百倍千倍地通过理性的政绩赚回来，这种效率通过定期的审计和考核进行计算。如此公款使用才能具备责任意识。

　　公款出公益，财政的约束有必要量化。一些官员吃喝招待，以公益的名义；出国旅游，以公益的名义；甚至嫖娼赌博也以公益的名义，这些以“公益”为名的公款消费到底带来了多大的公益，没有人能说清楚，最后倒成为百姓之祸。应该是到了对公款的使用效率进行制度化管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