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最近一篇题为《我国行政职务消费内藏黑洞吃喝嫖赌全可报销》的分析文章披露：全国职务消费的庞大令人震惊，许多支出鱼目混珠、公私不分，大吃大喝、公车私用、私客公待、公款旅游甚至豪赌嫖娼都以“招待费”的名义由财政大包大揽。

　　然而《人民日报》最近报道：全国劳动模范、陕西省某县农民石光银自1984年以来联合其他农户，先后举债1000多万元，承包治理荒沙、荒滩22.8万亩，植树2000多万株，经济价值高达5000多万元。但现在国家不让砍这些治沙的树，“绿色银行”取不出分文，千万富翁其实是千万“负”翁。

　　有的农民花自己的钱，替政府和集体分忧，个别官员花国家的钱，替自己谋福利，官员报销嫖赌，农民举债治沙，如此强烈的反差能不让人悲愤？需要公款的地方没有公款，不需要公款的地方却大肆挥霍浪费，这种错位得让人目瞪口呆的现象折射出的是公款本身使用效率的奇低，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化的审计。

　　与“效率”共生的词是“责任”，有了责任，才有效率。试想一下，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公款会不会滥用了：公款是可以花的，花多少都可以，但是，使用多少公款必须创造出相对比例的效益来，花100元公款，得创造10000元的公共效益，花1000元，得带来10万元的效益，你有更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你可以花更多的公款，只要你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花，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创造，能保证公款出效率，怎么花、花多少都成。如果花了钱没有创造出效益，对不起，花的钱私人掏腰包，公款不予报销———如果这样的规定制度化，何愁公款没有效率，何愁谁敢随便拿公款吃喝？

　　私人花钱所以有效率，在于“私有”这种内在的压力让他们在花钱的时候思量再三，可公款在花的过程中缺乏这种“私有”的内在压力，所以必须通过制度建立起一种外在的压力，赋予每分每毫财政拨款以量化的效益：花一分公家的钱，得十倍百倍千倍地通过理性的政绩赚回来，这种效率通过定期的审计和考核进行计算。如此公款的使用也就具备了“私款”的责任意识。这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官员会乱花钱了，没有那金钢钻，就别揽那瓷器活，你花吧，别说2000亿元，只有你敢花这钱，表明你有能力创造比2000亿元百倍千倍的价值，公款花得越多，咱百姓就越有福。

　　公款出公益，财政的约束必须量化和体现这样的思想。我们经常把眼睛盯在GDP上，盯到看得见的指标上，可是，有多少指标我们根本看不见呢？炫目的GDP后花掉了多少公款，有多少是公款吃喝转化而来，有多少是公款创造的，这些都是一笔糊涂账，没人管也没人问。吃喝招待，以公益的名义，出国旅游，以公益的名义，甚至嫖娼赌博也以公益的名义，这些以“公益”为名的公款消费到底带来了多大的公益，谁能明白，最后倒成为百姓之祸。应该是到了对公款的使用效率进行制度化管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