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拥堵成为近日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关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位小学教师5点40分从家里出发，9点多了还在公交车上，结果连第二节课也没有赶上。笔者越想越觉得这位小学教师有点儿“冤”：发展是一个很“整体”的社会概念，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应或多或少地享受发展带来的好处，而这位小学教师也在为北京的发展贡献着力量，但在首都机动车的“发展”中，她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质量非但没提升，为何反而还要下降？难道仅仅因为她没买私家车么？

　　看来，确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的“堵车经济学”，或者研究一下“北京堵车经济学”。其研究成果，应变为法律政策和其他有效的调节措施。同时，可为消费者建立“汽车消费理性”提供认知基础。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机动车超常增长的负面效应：

　　降低效率：既然小学教师由于交通拥堵不能按时给学生上课，那么，完全可推知产业工人不能按时到车间开工，医生不能按时到医院抢救危重病人……社会整体运转的效率因为堵车的交通问题而降低。

　　增加成本：无论是过去的“有车族”，还是新加入有车一族的人士，无论是乘坐“公交”的市民还是驾私车出行的人，都面临着交通成本明显增大的问题。成本增加而受益不增加甚至降低，意味着交通消费“性价比”以及生活质量的降低。同时，机动车的无节制增长预示着未来的交通成本将会更大幅度地增加。可以想见，政府迟早要采取限制措施，而最有效的措施便是增加有车族的各种规费和停车费用。另外，由于交通拥堵致使交通死伤事故明显增多，则直接导致不必要的罹难者生命成本、保险公司赔付成本、个人及社会的医疗成本等等。

　　损及公平：在“机会均等”前提下由市场竞争而产生的贫富差距不一定意味着不公平，而对于多数无车族来说，超常规增长的机动车所造成的空气、噪声污染以及城市空间的额外挤占，一定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因为无车族并未享受开私家车带来的方便和惬意，却必须分摊由大量机动车造成的那一部分额外的城市综合成本。即使市民呆在家里，也不得不承担由于机动车污染空气而造成的健康损失。

　　某教授曾发表过一则匪夷所思的高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笔者从不相信“一言兴邦”，若说政府的发展汽车热、百姓的购买汽车热全是这位大教授一把火点起来的，算是高看了他。不过，如今，机动车过度增长确实营造出了北京的过度“繁荣”，假如这位教授经常被拥堵以至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他还能“欣喜”多久？

　　私人汽车不是不能发展，而是需要建立一种发展的道德底线和政策底线：在不致使无车族生活质量下降前提下适速、理性、有序地发展。由此想到马寅初和人口理论：当我们意识到人口增强确实太快、各种负面效应相继显露时，再来怀念马寅初，再来反思当初对他的错误批判。其实，悔之晚矣！

　　-刘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