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4日电（新华社记者）“我在这个城市最先醒来。”每天3点半，陈宝军准时起床，和面、打馅，准备这天出售的早点。靠着经营这家早点铺，陈宝军已经在北京生活了3年。

　　在我国，像陈宝军这样的农民工已接近1亿人，城市、工厂越来越离不开他们。但他们的身份却很特殊：从户籍上看是农民，从工作性质看是工人。工资按时足额领取难、劳动合同签订难、子女教育难、加入工会难成为农民工面临的四大突出难题。

　　出席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认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维护他们的权益是工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拖欠工资，农民工心中的痛

　　今年45岁的乔福帮是青海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桦林乡农民，在西宁一家建筑公司辛苦了一年，没拿到一分工钱。乔福帮说起这段经历，痛心而又无奈：“钱要不上哩，苦白受哩，钱全部撂掉了，打电话老板也不接。”

　　在这个乡，每年约有3000多人外出打工，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是挣到的钱被用工单位、私人企业主恶意克扣了，每年拖欠的工资有上百万元。

　　每每听到这类事，黑龙江代表董鑫心里都很难受：在打工者里，幸运和成功的毕竟是少数，他们中大多数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而拿到的却是微薄的薪水。“就是这些微薄的工钱，还要被黑心的老板克扣。”董鑫代表说。

　　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为什么如此普遍？河南代表陈民分析，国家目前有关工资发放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存在一些漏洞，这使随意克扣、拖欠工资已成为用人单位侵害民工权益的主要手段。

　　依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厂方和民工产生工资纠纷，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申请劳动仲裁，最后才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整套程序走下来，少则半年，外来务工人员很难抽出时间、精力和财力打下这场官司。

　　福建代表莫雪平说，企业要发展，必须善待员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是每个成功企业的经验所在。她说，单靠农民工自身的努力无法解决问题，对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有关部门应采取强硬手段，工会应当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监督检查，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

　　劳动合同，何时不再“陷阱重重”

　　河北高阳县农民田保丰去年进城打工，干了3个月后，老板将他辞退，没有给一分钱。但田保丰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老板签个合同把我给害了，规定3个月试用期，不合格就走人，一分钱没有”。

　　比起河南商城县的刘心祥，田老汉还算是“幸运”的。刘心祥在打工时腿被石头砸伤，落下终生残疾，就因为当初合同上一句“因本人不慎导致受伤、死亡后果自负”，老刘只能拖着一条伤腿回到老家。

　　代表们在讨论中指出，劳动合同本是保护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的武器，现在却成了用工单位逃避自身责任和义务的工具。所谓合同，很多就成了对农民工单方面的约束甚至是陷阱。

　　陈民代表说，现在大多数地方劳动力是买方市场，农民工找工作较难，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签合同。即使签了合同，用人单位也常常设下重重陷阱，出现不少“霸王合同”和“生死合同”，让农民工有苦说不出，有冤难申诉。

　　广东代表张宝琴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三管齐下”：建立健全政府、职工、投资者三方协商机制，将必须与职工签订集体合同确定为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必要条件，用集体合同规范劳动合同；加强执法检查，使监督检查经常化、制度化；加强宣传教育，不断提高职工的法律意识，改变以往的宣传教育流于简单、生硬的状况，做到通俗化、人性化，便于外来务工人员接受。

　　子女入学，如何面对孩子迷茫的眼神

　　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中，学龄少年儿童有200多万人，这些人无疑也是义务教育的对象。然而，他们无法像同龄的城市孩子一样平等地接受当地的义务教育。

　　面对这些孩子迷茫的眼神，浙江代表江跃进不禁感叹，农民工为城市建设默默作着贡献，而他们的子女却享受不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要么辍学，要么进“非法”的民工子弟学校，只有少数进了公立学校，还要交高额的费用。农民工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权益才容易受侵犯，难道他们的下一代还是这样的命运吗？

　　张宝琴代表说，目前，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则由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这等于是农民自己掏钱办教育，但这些费用并没有根据农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这实际上使得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处在真空地带。

　　福建代表洪天炳说，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也需要企业的参与。能把子女带到城市的农民工，多是一些熟练工、技术工。现在一些有远见的大企业已经意识到，要留住这些人，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要。他们帮助联系一些学校接收本厂农民工子女入学，这也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

　　加入工会，给农民工一个坚实的靠山

　　北京东郊的一处工棚内，43岁的河北农民工薛占良在一份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使他正式成为工会会员。在我国，像薛占良在打工所在地加入工会组织的农民工已有3400多万人。

　　湖南代表周鸿翔说，农民工对工会的依赖程度高，对工会信任，有困难都先找工会。工会对农民工来讲，就是他们在当地的“家”，应该成为他们坚实的靠山，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农民工组建工会工作的确有一定难度。浙江代表陈有德说：“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需要依托务工人员打工的企业。但建立工会难度很大，企业主担心受约，不愿组建工会。一些农民工一时还认识不到工会的作用，也不积极。”

　　尽管如此，近1亿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工会不能熟视无睹。黑龙江代表刘存周认为，由于条件所限，让每家企业都成立工会有难度，但可以采取建立工会联合会的办法：即以社区为单位，成立一个工会联合会，凡是这个社区内的职工都可入会。哪个企业的员工出了问题，工会联合会都可以去跟企业主交涉。

　　由工会出面维护农民工权益，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福建代表莫雪平说，有了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维权工作的开展就容易了很多。泉州曾经有一家制鞋企业的工人得了职业病苯中毒，企业拒绝支付医疗费，耽误了治疗，导致职工病故。工会坚决支持职工家属维权，在市委主要领导“不赔偿就关门”的批示的支持下，企业支付了医疗费，并给予了赔偿。（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