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案余音未了，深圳又发生一起护村队员悍然打死一外来民工的恶性案件，起因仅仅是双方的小磨擦；而据《文汇报》消息，一个农民进城，竟被某地城管人员以穿布鞋污染环境为由罚款200元，在农民的哀求下罚了30元，给的却是15元的收据！人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而今天的中国农民，比起城里人来说，身上又不知要多多少道枷锁。进城要有暂住证(相应的街道、居委会等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务工要有务工证，甚至摆个擦鞋摊也要被城管、卫生、工商等部门巧立名目收取各种高昂的税费，连捡破烂还得被强迫穿上质次价高的“统一制服”。

　　事实昭示：在一些城里人的眼里，今天的农民，根本没有任何生存权利和尊严可言！没有法律会允许这样做。而之所以会有此现象存在，正是因为农民长期以来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导致了和城市居民之间经济地位的极大落差。过去几十年，我们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积累起今天城市的财富，城里人非但“忘恩负义”，而且俨然已经比农民“高人一等”！

　　农民是贫困的一群，同时也是没有力量的一群，被随时随地“有罪推定”的一群，随时随地被剥夺权利、自由和尊严乃至生命的一群。我们的城市，正前所未有地陷入“嫌贫爱富”的集体无意识中。而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正是社会性歧视的重要表征。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被歧视对象的肆意妄为。

　　社会性歧视是制度性歧视的必然结果，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日积月累的集中体现，它比制度性安排更加丝丝入扣、无孔不入地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制度性歧视更隐蔽、更危险，也更难以控制。

　　消除社会性歧视，首要的还是从消除各种制度性歧视入手，还每一个公民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今天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已经是农民的五六倍以上，这还不包括城市居民享受到的更多的文化、教育权利以及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权利，不包括农村居民必须为义务教育和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买单”。

　　而据中国新闻社的消息，中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已达0.458，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除了基尼系数逐年扩大外，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就在富翁们的财富急剧扩张的时候，他们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同胞们也许还在为筹不够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而发愁。近些年来，一大批城乡居民由于外在及自身的各种原因也在坠入贫穷。

　　有关人士指出，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出现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现象，但如果政府不想办法解决，等贫富差距大得不可收拾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诚如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是法治社会区别于中世纪野蛮社会的根本标志一样，社会的文明发展优先于经济增长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真正标尺。

　　今天，因为S ARS的冲击，人们终于认识到经济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6月17日，国务院在中南海专门召开专家座谈会，就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听取意见。其实，社会发展岂止公共卫生建设？它涉及公民的各种平等、自由权利。过去几十年被遗忘被忽视的，几乎每一项都需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要改变各地方政府唯“经济”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甚至制度性“政绩”评价标准，又岂有那么容易？

　　还是让我们记住温家宝总理6月底在香港礼宾府发自肺腑的一番话吧：“虽然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这条腿长长了，但社会这条腿一直没有很好地发展。一个人、一个国家，两条腿一长一短，走起路来就会站不稳，站不住。”(人民文摘)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