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郝洪来源：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6次考上大学，却无力圆大学梦的陕西旬阳县学生曾青，日前拿着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法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向媒体求救，希望帮助解决学费。新闻见报后，媒体又为曾青设立读者热线，吸引社会关注。在录取他的大学同意免除他4年4万元学费，而社会各界的捐款也达4万余元的时候，曾青却再次选择了退学。媒体再次深入调查发现，曾青前5次退学并不完全因为贫困，还有其他诸如所上学校、专业不理想等因素在内。有企业要求曾青退出捐款。

　　一场媒体号召的“献爱心”活动，就这样被推到了一个尴尬境地。我们不好指责媒体的不负责任，在没有把一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就呼吁公众为曾青献爱心———新闻调查毕竟也是一项技术活儿，干得是否彻底、干净，要看调查者的新闻敏感和采访技巧。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媒体在积极为困难群体代言的同时，是否需要身体力行，积极地去充当慈善家，去协调、去组织，甚至去筹款？

　　在信息时代，媒体对于公众的影响力显而易见。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媒体的要求也有理由更高———在客观、真实、负责任的原则上，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

　　针对曾青个案，媒体的公众影响力对这件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正由于这种公众影响力的存在，使得本应该有一套系统、按照一定程序严格运作的社会慈善活动，产生了相当大的随意性。捐助者和受捐人，以及其间的操作者———媒体，对这一场社会捐助活动都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受捐人的实际情况如何，捐助资金该如何合理支配等等，都是模糊不清的。“爱心”捐助难免陷入尴尬。

　　“有困难，找媒体”，这句话表面上是对媒体社会作用的肯定和褒扬，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救助体系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是挺身而出为确有漏洞的社会救助体系越俎代庖，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值得媒体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