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逐渐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制度化，并以立法形式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权力运作方式、利益配置结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下来；市制改革的远期目标应是减少行政等级

　　“你希望你们的城市成为新一个直辖市吗？”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询问任何一个广州人、青岛人或深圳人，相信回答都会是肯定的。因为“直辖”二字对一个中国城市的诱惑力实在太大，行政级别的提高，给这个城市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已不言自明。

　　有关“中国是否可以有更多的直辖市”的话题，在行政体改中越来越被关注。全国人大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近日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增设更多的直辖市。”

　ஸ杜钢建参与了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他告诉《财经时报》，按照已经“基本定好”的改革方案，条件许可的地方可能实行地方分治，并考虑增设直辖市的数量；直辖市将分中央直辖和省辖两种，同时，拟增设副省级直辖市。一批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提出了申请。他们希望在走向“直辖”的过程中扩大区划范围。

中央地方关系定位

　　杜钢建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需要逐渐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制度化，并以立法的形式，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权力运作方式、利益配置结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下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全国县级行政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薄贵利教授告诉《财经时报》，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重新划分，是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

　ஸ据了解，建立新直辖市的原则是：力争摆脱原有行政区划对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束缚，发挥资源、产业、区位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相关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发展活力、核心竞争力最强的龙头地区之一。同时，新区划可以成为行政机构改革试点。

　　记者最近采访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时，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鸿举列举了一系列数据：重庆市直辖6年，GDP增长了1.7倍，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增加了2.9倍，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3.1倍，农民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增加了1.4倍，城镇化率增加了9.9个百分点。

　　传统的地方行政区划，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加强中央的控制和维护国家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开始成为一种决定性的价值标准。1983年以后，中央相继批准一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成为特区城市和特区省；同时，准许一些地县改市，并出现了区域性经济联合体，这都是在经济因素的主导下改变地方行政区划的先例。

　　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批准重庆为第四个直辖市，将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在行政区划上一分为二。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分为东西两个省级单位，显然也是经济主导的行政区划变革的案例。

　　地方是否需要直辖市？

　　被人津津乐道的那些直辖“候选城市”，几乎都是在改革开放20年中具有良好的经济表现的城市，多集中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如青岛、苏州、广州等。

　ஸ国家勘界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认为，今后20年，中国将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挑战，这对行政区划特别是市镇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增设新的市镇建制，完善设市城市体系，是今后一个时期行政区划体制调整和变更的中心任务。

　　中国行政区的经济功能，目前相当大程度上寄托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他们在推动经济增长、提供公共产品、牵引体制创新、拓展对外开放、提升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影响最大的当属地方保护主义。它使得行政区成了阻隔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看不见的墙”。

　　不同的地方经济利益，也使行政区域经济和实际经济区域经常处在不一致的状态，进而产生日趋激烈的冲突，比如，“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都无法回避行政区划的影响。

　　在谈到中国市制改革的远期目标时，戴均良指出，从市场经济的规则出发，市制改革的远期目标应该是减少行政等级，全国的市在法律上只由两级制构成，即中央直辖市和省辖市。目前市的行政等级过多，如省级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有的地方还有“地方粮票”性质的的副地级市，不仅外国人分不清楚，即使中国很多人也搞不明白。

　ஸ随着经济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诸如“是否需要第5个直辖市”等问题，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对国家未来的宏观考量。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将眼光放得更宽更远，将更多的城市揽入视野，给更多的城市以竞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