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是否可以有更多的直辖市”的话题，在行政体改中越来越被关注。全国人大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近日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增设更多的直辖市。”

　　杜钢建参与了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杜钢建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需要逐渐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制度化，并以立法的形式，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权力运作方式、利益配置结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下来。

　　据了解，建立新直辖市的原则是：力争摆脱原有行政区划对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束缚，发挥资源、产业、区位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相关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发展活力、核心竞争力最强的龙头地区之一。

　　记者最近采访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时，该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鸿举列举了一系列数据：重庆市直辖6年来，GDP增长了1.7倍，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增加了2.9倍，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3.1倍，农民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增加了1.4倍，城镇化率增加了9.9个百分点。

　　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批准重庆为第四个直辖市，将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在行政区划上一分为二。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分为东西两个省级单位，是经济主导的行政区划变革的案例。

　　被人津津乐道的那些直辖“候选城市”，几乎都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中具有良好经济表现的城市，多集中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

　　中国行政区的经济功能，目前相当大程度上寄托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他们在推动经济增长、提供公共产品、牵引体制创新、拓展对外开放、提升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影响最大的当属地方保护主义。它使得行政区成了阻隔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看不见的墙”。

　　不同的地方经济利益，也使行政区域经济和实际经济区域经常处在不一致的状态，进而产生日趋激烈的冲突，比如，“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都无法回避行政区划的影响。

　　在谈到中国市制改革的远期目标时，国家勘界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指出，从市场经济的规则出发，市制改革的远期目标应该是减少行政等级，全国的市在法律上只由两级制构成，即中央直辖市和省辖市。

　　随着经济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诸如“是否需要第五个直辖市”等问题，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对国家未来的宏观考量。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将眼光放得更宽更远，将更多的城市揽入视野，给更多的城市以竞争的机会。据《财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