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曦

　　无论身在何处，书，总还是有几本的；不在书架上，就在桌上，要不就在床上。都尽收眼底，看得见，摸得着。书架上的这一排排书籍，看上去的确是相当平等的。一本又一本的书。而我恰恰不能平等视之。在我偏执的心目中，它们各有分量。久而久之，不由眼睛生刺儿，总忍不住上前拿下几本，淘汰掉；把那些虚假的、粗糙的玩意儿，随便打发掉。没什么面子可讲的。谁来说情都不顶用。书架总是越来越饱满，越来越缺少盈余之地，那就越是不能让那些伪劣之作有可乘之机了。

　　说来谁都不肯相信，我至今没有从头至尾读完过一本书。这里边的蹊跷，连我自己都难以辩解。莫非就因为天生反感等级森严，所以连同循序渐进的当然法则也一并不予理睬？我说不明白。一书到手，必然是乱翻一气，只有看到合我心意的只言片语，才有兴趣继续拜读下去；一旦碰上拙劣的字句，马上就兴味索然，扔一边了。这乖僻的阅读习惯，有时也让我心有不安。总有些杰作，被我断然忽略掉了。但也不至于遗憾终生吧。我又不想充当什么评判者。我随兴而读，也可以不读。都没什么可严重的。

　　1998年夏天，足足有一个月，我抱着《物质生活》，怎么都放不下来。被一本书如此持续不断地深深吸引，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在我的阅读经历中，也绝无仅有。干脆反过来说吧，要没有这本100来页的随笔集，我不会看重玛格丽特·杜拉。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一个女人。如此悲苦，正义，多情；嗓音低沉沙哑。绝世独立又占尽天理。

　　我到底想从书籍中吸取什么？一个人无论多么不管不顾，就算是无所企图，也总得找点儿什么慰藉心灵吧。而事实上，要是没有那些伟大的书籍相伴左右，我这些年该是个什么样子，还真是难以想像。我有幸挖到了宝藏。我明白了世上有一样差事叫写作。正如美国政客尼克松多次抱怨的：“写作，那是最难的事。”一个汲汲于功名的世俗之徒，是挨不上这等非人差事的。首先，非得从场面上主动退席，四顾茫然又无所寄托，回到自身又孤苦无告，惟有如此，才可能倾注文字。差不多总是这样。可读之书也由此而来。

　　就说眼下吧，出版业是发达得越来越不成体统了；我也越来越没书可读了。每次购书归来，迫切翻阅一通，总是大失所望。好书在哪儿？那些可以开进头脑的破冰船都去了哪儿？没有谁能够指引你。谁说了都不算数。好在我早已习惯了用自己的眼睛去搜寻文字之光。现存的一切都有待重新发现。我也一次次遭遇了尼采、波德莱尔、贝克特、博尔赫斯、鲁迅、克尔凯郭尔……有他们在，我不得不如此谦虚谨慎，必要的时候嘛，也不妨傲慢一把。

　　本刊授权新浪网独家发布，未经《南风窗》同意任何报刊及网站不得转载，本刊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如需转载，请与南风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