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

　　1956年党的八大决定，在中央、省、县三级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每年开会一次。1959年因“反右倾”运动，八大三次会议拟推迟于1960年7月6日召开。6月25日，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上突然对我进行攻击。6月26日，中央通知，原定九中全会和八大三次会议延期举行。

　　1988年底，经中央组织部同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县级）、绍兴市（地级）先后开始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此后，黑龙江省林甸县、肇东市，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洪洞县、晋中市榆次区、和顺县，浙江省永嘉县、瑞安市，河北省辛集市，湖南省衡山县的试点工作也相继展开。十六大前，全国首批开展党代会常任制的12个县、市，除浙江的绍兴市、瑞安市、台州市椒江区和山西的晋中市榆次区、和顺县等五个市县区还在试点外，其它七个单位已停止试点。

　　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目前还停留于党代表常任制层面。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尽管搞了14年，由于实际操作者对国际共运史研究不够，对党的八大关于在县以上推行党代会常任制这“一项根本的改革”理解不深，对事隔30多年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意图领会不多，致使所有试点都停留于每年一次会议的形式层面，最多对党代表个人的行权略有尝试，而没有向党代会常任机关的行权层面发展。这也是首批12个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搞了14年成效不大，大多数试点单位自动停止试点工作的原因所在。

　　80年前，列宁在向俄共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中指出：“我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它现在平均每两月至多开会一次，至于日常工作，大家知道，则由我们的政治局、我们的组织局、我们的书记处等等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我认为，我们应当走完这条已经走上的道路，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这条道路。”（《列宁全集》43卷，第374页）

　　近半个世纪前，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是想让党代会常任制成为“党的国会”。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代表中央明确提出，要进行“一项根本的改革”，把党的中央、省、县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使之“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县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选举书记处”，“书记和书记处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日常工作。”

　　由此可见，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从执政的实践中认识到党代会常任制不能仅仅停留于党代表个人的行权层面或停留于建立党内民意机构层面，而应通过改革使之真正成为党的权力机关、决策机关、监督机关。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我党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史来看，为巩固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地位，防止多党制，防止“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现象的出现，必须在党委内部“强调必要的分权”（《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8～329页），必须加大党代会常任制的改革力度。为此建议：

　　1、党代表中领导干部的比例应不高于60%；包括党内专家学者在内的普通党员所占比例应不低于40%。

　　2、党代会常任制应以建立党的权力机关为目标，而不是仅停留在建立一个党内民意机构的层面上。

　　3、在现有的党内权力架构内，让党代会常任制直接与党的全委会对接，成为党的权力机关（现有的党委书记和在政府任职的党委副书记分任全委会正副书记，省、市、县的全委会委员拟分别在20、30、40人以内）；党的常委会成为党的执行机关并更名为执委会或书记处（分管党务工作的副书记为书记，并以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部长及办公厅（室）主任、政法委书记等为成员，省、市、县的执委会委员拟分别为5、7、9人）；党的纪委会成为党的监督机关。执委会与纪委会共同向党的全委会负责，党的三个委员会共同向党代会报告工作。

　　4、选择有条件且将要换届的市、县进行党代表直选，落选且有领导才干的领导干部，可在党的执行机关、监督机关任职，但不得在党的权力机关任职。

　　5、发展党内民主不能仅停留于教育层面，而应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广大党员在党内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并通过党内制度改革去巩固和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生命，从而对人民民主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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