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明

　　当“左岸”成为品牌

　　今天，几乎每个中国的大城市都有一个以“左岸”命名的公共场所，比如“左岸”酒吧、“左岸”书屋、“左岸”咖啡馆、“左岸”西餐厅、“左岸工社”写字楼……塞纳河左岸的咖啡味道，正弥漫在中产阶级聚集的每一个角落。

　　北京的中关村号称“中国的硅谷”，这里的写字楼名字也具有浓厚的IT色彩，比如：数码大厦、科贸中心、融科资讯中心。但是，这里现在崛起一座名为“左岸工社”的写字楼，其宣言是：“当世界争说硅谷时，当世界涌向CBD，当世界向右而且继续向右时，我们向左，我们筑造左岸工社。”这座写字楼强调的不是硅谷，而是左岸；不是IT，而是咖啡；不是商业，而是文化。有报道说：“左岸工社的裙楼拒绝电子市场的进入，尽管这是中关村楼盘最赢利的因素。写字楼下面三层的商铺将定向招租咖啡馆、茶社、书店、面包房等，这是中关村地区最缺少、也最有需求的业态。”

　　广州著名“白领社区”—丽江花园也有一个定位于“左岸”的商品房楼盘，售楼书扉页上写道：“左岸，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永远的情结。相对于右岸正演示的浮华与喧嚣，在左岸却更能安静从容地进行艺术般的生活。” 据说，发展商在刚推出这个项目时，是以“江临天下”命名的。后来，广告公司植入了“左岸”概念，将充满江湖霸气的“江临天下”改装为人文气息的“左岸公社”。广告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创意总监说：“我们想要传递的是左岸朦胧的感觉，它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是一个有品味的家园、自由的家园、浪漫的家园，它是一个心灵的寄居处。”

　　根据上海有关方面公布的由AC尼尔森公司参与的“四川北路中长期功能发展规划”改造方案，未来的四川北路将以“休闲、生态、文化”为主题，以“国际性、品牌性、人文性”为方向，以“中青年和中高收入者”为目标消费群，打造一条“文化氛围上参照巴黎左岸、商业氛围参照香港弥顿道”的“文化商业街”。其中，四川北路的南段将崛起一个总投资5亿多元的“明佳·塞纳左岸绿色休闲港”。

　　“左岸”的前世今生

　　若干年前，左岸的咖啡馆大致是这样的情景：圆顶咖啡馆是属于“野兽派”的，力普咖啡馆聚集着“迷惘的一代”，普各伯咖啡馆成为莎士比亚书屋的“第二编辑部”，海明威坐在丁香园咖啡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构思他的《太阳照样升起》，毕加索在双偶咖啡馆与朵拉·玛尔小姐一见钟情，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在花神咖啡馆讨论“存在与虚无”……

　　从巴黎的第一家咖啡馆—普各伯咖啡馆—1686年落脚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大街以来，左岸地区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那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一带，逐渐形成一个咖啡馆、书店、画廊、唱片行以及电影院集中的文化圣地，吸引了几代诗人、作家、画家、哲学家曾在这里驻足停留：西班牙的毕加索来了，俄罗斯的夏加尔来了，美国的亨利·米勒来了，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来了……他们泡在左岸的咖啡馆，要上一杯加奶的热咖啡，寻找着自己的艺术梦想。

　　“幻象派”画家夏加尔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艺术的太阳只照耀巴黎的天空……”

　　美国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归来—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的《巴黎朝圣》一章里指出：“在咖啡馆里，色彩、香气、味道和醉意可以从一个瓶子或许多瓶子里倒出来，从方形、圆柱形、圆锥形、高的、矮的、棕色的、绿色的或红色的瓶子里倒出来—可是你自己选的饮料是清咖啡，因为你相信巴黎本身就含有足够的酒精。”

　　贝维斯·希利尔和凯特·麦金太尔合著的《世纪风格》有这样一段评述：“巴黎是真正的乐土。在它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氛围里，那些英国和美国没能发表的、不那么纯正的书籍可以面世了……”比如爱尔兰青年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就是他1920年7月移居巴黎后，经美国诗人庞德的推荐，在左岸的某个咖啡馆里认识了莎士比亚书屋的女老板西尔薇亚·毕奇，才有了出版的机会。

　　在蒙巴那斯大街171号丁香园咖啡馆的一个角落，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海明威之椅”—椅背的铜牌上刻着海明威的名字，咖啡馆还有一道名叫“海明威胡椒牛排”的招牌菜，据说美国人在巴黎旅游时一定会到此一游。

　　在圣日耳曼大街172号花神咖啡馆的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竖立在街边的绿色招牌，上面用法文写着：“萨特—波伏娃之地”，咖啡馆的菜单上还印着萨特的语录：“自由之路经由花神咖啡……”

　　据说，在今天的左岸，你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坐在海明威坐过的椅子上、萨特写作的灯下、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有人描述道：“咖啡馆侍者依然身穿叫做‘rondin’的传统制服—蝴蝶领结，白色围裙，黑色燕尾服，要是你要一杯咖啡，侍者给你端来的，还是一样的杯子，一样的味道，只是价钱不一样了……”

　　300百多年以来，左岸的咖啡不但加了糖，加了奶，而且还加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精华，加了一份像热咖啡一样温暖的人文关怀。“左岸”因此而成为一笔文化遗产，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一个时髦的形容词。在60年代，法国电影界出现了“左岸派”电影，伊夫·圣·洛朗也选择了“左岸”来诠释“YSL”的高贵与优雅。现在，“左岸”概念又成为中国的房地产、餐饮、旅游、广告等行业最畅销的一个卖点。

　　中产阶级的精神自慰

　　据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大城市里迅速扩大。他们中多数人都喜欢采用法国式的生活方式、生活艺术、室内装饰乃至发型。这种趋势在以前的‘东方巴黎’上海表现得最为明显。”

　　事实上，在北京，在广州，这种趋势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左岸”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考察中国新生中产阶级的“精神家园”，其基本结构大致可以描述为：纵坐标是指向“30年代”，横坐标则是指向“左岸”。

　　所谓“30年代”，即老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1931’S”咖啡馆、广州的“上海往事”酒吧、北京的“老上海”酒楼以及深圳的“上海之夜”歌舞厅，彼此隔着上千公里的距离遥相呼应，不约而同地把时尚的指针一致指向上个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在这些地方，老爷留声机缓缓地流淌着周旋的歌，发黄的旗袍女郎和月份牌香烟讲述着昨日的风花雪月，老式吊扇吹拂着30年代的恋恋风尘……甚至就连苏格兰的“芝华士12年”也炮制了一份题为《老上海的回忆》广告文案，在目前的中国市场，芝华士威士忌仅有12年的橡木桶醇化过程似乎还不够，还要时光倒流到30年代，经过一番老上海的风花雪月的洗礼，才会为“芝华士12年”赋予应有品位与格调。

　　当物质文明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中产阶级似乎不再渴望金茂大厦“空中五星级酒店”的奢华，而是留恋百乐门夜总会的风花雪月；也不再向往香榭丽舍大街的浮华与优雅，而是迷恋左岸咖啡馆的人文气息。今天，虚拟的“左岸”就像遥远的“30年代”一样，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广告创意，一个时髦的商业标签。海明威的屁股给座椅残留的一团温热，跨越80余年的历史，驰骋8000多公里航程，一直传导到中国某些城市的局部地区。这一团“富有人文气息”的温热，充分调动了商人们的想像力，并且极大地迎合了新生中产阶级对品味与格调的某种幻觉。

　　然而，十分扫兴的是，今天的塞纳河左岸已经沦为世界各地旅行团附庸风雅的“主题公园”，而且随着游客的增加，左岸的咖啡馆也成为国际扒手的乐园，他们衣冠楚楚地穿梭于毕加索、海明威和萨特当年的座椅之间，正在寻找下手的目标。法国学者安·迪马遗憾地说：“我们肯定丧失了某种东西。那些咖啡馆还在蒙巴那斯的老地方，但现在只是游客们的观光点。”

　　今天，左岸的咖啡馆已经没什么画家，没什么作家，也没什么哲学家，巴黎人调侃说：“过去的人们在咖啡馆谈艺术，现在的人们是在咖啡馆谈咖啡。”—不知在北京或者上海的“左岸”，人们在咖啡馆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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