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30日电在山西繁峙“6·22”矿难中发生的个别记者违纪案件令人痛心疾首。但在同一事件中，也有经受住了“好处”考验的记者。

　　下面是新华社记者刘诗平讲述的自己在繁峙采访“6·22”矿难的经过：

　　（一）

　　6月28日，我从网上看到一条信息：山西省繁峙义兴寨金矿6月22日发生爆炸事故，说事故死亡人数有40多人，但当地政府的调查结果是死2人、伤4人。由于6月初随国务院安全生产检查组在山西进行过安全生产检查、同时根据5月山西富源煤矿特大隐瞒事故有关情节，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又一起特大矿难。

　　在没有见到分社发稿件后，我向采访室领导做了汇报。室领导立即同意前往。于是当天下午我从北京出发、凌晨4时30分赶到事故所在地，开始了对繁峙矿难的艰难采访。采访的第一天就被撂到了离住地20多里地的野外。29日早晨8时许，我想办法坐上了当地政府的一辆去矿难现场的小面包车，车上坐的是繁峙县的政府官员及山西省经贸委冶金行业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听说我是来自北京的新华社记者后，他们立即异常冷漠。由于事故隐瞒的内幕尚未揭开，当地对新闻媒体的态度基本是采取防备及设置障碍为主，这我已有所准备。但我没有想到，第一天竟被撂到了野外。在车过砂河镇的收费站之后、车并没有开往矿区，而是往应县、大同方向走。而恰恰就是这条路，发生着严重的堵车，当我下车走到前头了解堵车原因，一会儿回到原地时，车已经把我抛下掉头返回了。这是当地给我的一个下马威。

　　询问周围的司机才知道，这里根本就不是去义兴寨矿区矿难发生地的方向。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一位路过的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销处的司机热心地将我送回了住地（我回到北京后，他还来过电话说看到了我的稿件，说下次到大同一定要去找他）。而这时，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这是当地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下午我到来自陕西旬阳县及岚皋县的遇难者家属及矿难幸存者住地采访，当我走出遇难者家属所住房间时，一辆公安牌照的车停在外面，在我来时并没有，原来是来盯梢的。这是当地派出所的车，且派出所所长就在旁边。我对派出所所长说：“我们采访的对象，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从现在开始，他们的安全就交给你了。”事实上，自己的安全也还是一个问题！

　　29日、30日两天，采访受到了繁峙县政府、忻州市有关领导及山西省经贸委冶金行业办干扰和不配合。29日，繁峙县委县政府一些人还曾“软硬兼施”。当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新华社记者时，有人曾私下对我说：“就死2人、伤4人，不是什么大矿难，你采访比较辛苦，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好处。”有的人对我说：“根本就是死2人、伤4人，你如果乱写，有你好看的！”我说：“我写我采访到的东西，你们敢怎么样！”

　　6月30日则发生了一件让我痛心的事。这天下午，在去采访从一废弃窑洞内发现6具尸体的藏尸现场时，将个人的摄影包丢在了我所坐的繁峙县给派的车内。等后来再去取时，已经不见了摄影包，摄下的几个胶卷也一同不见了。

　　（二）

　　6月29日傍晚，我将当天下午采访到的遇难者家属及幸存者等方面的情况向刚刚组成的山西省的事故调查组组长、山西省安监局局长巩安库做了反映。这一天发出了《山西繁峙“6·22”事故协调领导组组长巩安库称事故死亡人数至少3人》的快讯。这条独家消息是新华社公开播发的第一条“6·22”矿难新闻。随后中央电视台也以此为准，以“本台消息”在《现在播报》节目中作了口播。这条消息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在事发一个星期后，终于推翻了此前县政府的“初步调查结论”，宣布了“6·22”事故的确是一起隐瞒不报的矿难。

　　6月30日，我获悉已找到14具遇难者尸体后，立即采写了《被隐瞒的‘6·22’特大矿难发现14具遇难者尸体》。一次事故超过9人以上，已属特别重大事故。在此前的消息中，之所以强调要报3人以上，是因为“3人以上”属于“重大事故”。死亡10人则已经是“特别重大事故”。7月1日，又在第一时间播发了《山西繁峙“6·22”矿难遇难者人数已达37人》的独家消息。

　　就在这天下午，我获悉国务院将派出联合调查组前来调查，中央6部委与山西省组成联合调查组将正式成立并开展工作，同时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告一段落，我们着手写了《死不瞑目的控诉——山西繁峙“6·22”矿难追踪》。第二天，联合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局副局长王德学在情况汇报会及调查组成立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新华社的报道。他在会上提出，以后重要的新闻要以新华社的报道为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调查组的工作，同时很好地引导了舆论。

　　回到北京后写的《真相岂容隐瞒——山西繁峙“6·22”矿难的调查》，是在深入调查后将真相迟迟没有揭开的深层次原因予以披露，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调查组的重视，对调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当时还在现场调查的调查组人员曾几次打电话给我谈论这篇报道中的内容和情况。他们说，这是当时最深入的一篇调查报道。

　　（三）

　　从6月29日开始，新华社的报道无论在消息的写作、还是大块文章方面，应该说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从6月29日凌晨4时30分到达繁峙，到7月3日晚12时离开，我单独或与人合作播发了十几篇新华社通稿，1篇特稿。

　　同时还以摄影报道做了配合。我用自己带的尼康相机拍照。回到总社后，我为特稿《调查为何迟迟没有进展》配发了6张照片，为《真相岂容隐瞒——山西繁峙“6·22”矿难的调查》配发了4张照片。这些照片由于是独家的，不仅很好地补充了文字，而且采用情况非常好，使报道取到了图文并茂的效果。

　　在五天五夜的采访中，我本人仅睡了十几个小时。在繁峙短短的5天5夜，我打掉了800多元的手机费，加上坐火车的交通费，发照片的胶卷和冲洗费，以及丢失的相机包、胶卷，我并没有找公家报销，而是全部自己承担了。繁峙矿难是个悲剧事件。这次报道确实给我很深的记忆，当时也受了不少苦，但我没有怨言。作为新闻战线的一名新兵，应该说，这是我最为艰难的一次采访。然而，作为新华社记者，面对死难者不屈的冤魂及其家属无助的眼神，面对黑心矿主的丧尽天良与当地政府的漠视，的确，当时是正义的力量与人性的呼唤、新华社记者所应有的为民请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催我努力。（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