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总理关心的三件事(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01日10:17 南方都市报

左图：　　在温总理牵挂的山西临县白家坪小学，学生们已从窑洞搬入新教室，但年级不同的学生要在同一间教室上课。　刘子平　摄

　　国庆特别策划

　　今年9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讲了他“放心不下”的“三件小事”：

　　孩子们还在窑洞上课吗

　　“第一件事，1993年7月4日，我到山西省吕梁山区临县的一个村里去考察。那天下着大雨，到了一所小学。那是一个非常简陋的窑洞，只有十多套破旧的桌椅，五个年级的同学混班上课，学生面朝里，光线很暗。这幕情景我一直不能忘怀。我有几年没去临县了，不知这个窑洞学校还在吗？那里的孩子现在上学条件怎么样？我放心不下。”

　　盲农妇的女儿上学了吗

　　“第二件事，1995年6月11日，我到甘肃省靖远县，那是一个贫困县。我走到一户农家，主妇双目失明，丈夫是个痴呆人。她身边有个六七岁的女孩儿，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位主妇拉着我哭个不停。我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上学，上希望小学。我瞎了一辈子，就希望孩子能上学，不当睁眼瞎。’她看不见这个世界，但对社会的进步很有眼光。她希望下一代能够上学，就是希望摆脱长期的贫困、愚昧、落后。”

　　孤儿们现在情况怎样

　　“第三件事，2002年陕西秦岭发大水，6月25日我赶到佛坪县的沙坝村，那里灾情很重，连整个县城都被淹没了，唯独学校还有朗朗的读书声。这是灾后那里唯一幸存的学校，老师在带着孩子们上课。有的孩子已成了孤儿，他们的父母在水灾中遇难了。我到教室看望师生，领着孩子们大声朗读了黑板上写着的几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要克服重重困难，为重建我的家园而努力。’”

　　第一件事

　　地点：山西省临县

　　孩子们早搬入新教室

　　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依然面临财政困境和师资匮乏

　　9月27日，山西临县兔坂镇的高军梅，冒雨赶往离家30里路的雷家碛乡白家坪小学报到，她将在这里开始教书生涯。

　　高是突然接到临县教育局的电话，通知她到白家坪小学任教的。此前，她在太原一家汽修厂找了一份工作，原打算雨停后就去上班。20岁的高军梅今年6月从山西省吕梁职业中专毕业，这段时间她辗转上海、太原等地，一直在找工作。

　　白家坪小学是一所校办小学。在9月19日的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为不能忘怀的三件事，白家坪小学被温家宝总理提及，总理说他放心不下在昏暗窑洞里学习的孩子们。

　　那是1993年7月4日的事，当时的白家坪小学开在半山腰上的窑洞里。

　　窑洞小学早有了新校舍

　　连接临县县城和雷家碛乡的104省道，是一条低等级的公路。因为持续降雨，再加上经临县到陕西的所有重载车辆必走此路，所以路面坑洼，泥泞难行。由于不断有车陷入泥泞或者翻倒，道路已经连续堵车六七天。

　　1993年7月4日，温家宝正是经过这条公路，到雷家碛乡白家坪考察。临县县委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当时温家宝是来考察农民的生活状况，因为路过位于半山腰的白家坪小学，所以走进去看看。

　　“当年的窑洞还在，但早已不是学校了。”73岁的白尚元说，“以前给一个农户住，现在不住人了。”

　　透过上锁的窑洞大门，只能看见十几平方米的窑洞里摆放着一些旧家具，丝毫看不出教室的痕迹。白尚元说，当年的课桌是砖块上搁石板，把头发和麦秆糊在墙上再涂上墨汁，就成了黑板。

　　村民介绍说，在温家宝来这里考察后的第二年，当地政府就重建了白家坪小学，其中吕梁地区资助4万元，村民义务劳动折资1．2万元，还有温家宝视察时现场干部捐赠的3000多元。现在，白家坪小学已经拥有两间标准化教室，面积80平方米，还有3孔窑洞，30套桌椅。

　　一个老师的学校

　　高军梅报到前，已经60岁的苗斌是白家坪小学唯一的老师。

　　9月28日恰逢星期日，下午2点多钟，记者赶到白家坪小学时，苗斌正在给学生们上数学课。教室里摆放了29套陈旧桌凳，但是十几个学生挤在4套桌椅旁，教室因此显得空荡荡的。

　　教室的地面用砖块铺平，将墨汁涂抹在水泥墙面上就是黑板。上完课的时候，苗斌的双手已被染成黑色。

　　另外一间教室尚没有使用。苗斌指着潮湿的房顶说：“已经开裂了，一下雨就会渗水。”

　　3孔窑洞中，一孔是白家坪村支部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台扩音器；一孔堆放杂物；另外一孔，既是苗斌的办公室、卧室，又是厨房。进门是一副衣柜，但里面放的是面和炊具，此外还有一副灶台、一只木箱、一张桌子、一张木床和炕。苗斌说，他将住到村支部的办公室去，这孔窑洞腾出来给高军梅住。

　　苗斌说，他没有休息日，除非到县城开会或者自己有事请假。每天除了睡觉、做饭、吃饭，其余时间都用于教学上。

　　白家坪小学原有29个学生，但有8个到私立学校去了，3个5年级学生和两个5年级复读生也到外面上学了，所以该校还有16个学生，从6岁到11岁不等，这些孩子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苗斌在同一个教室给他们上课。这就是复式教育。

　　初中，教育的瓶颈

　　“在临县，属于复式教育的小学还有近百所，其中雷家碛乡的50所小学基本上全是复式教育。”临县教育局副局长高炳全说，因为山区交通不便，各个村相隔又比较远，所以很多小学的学生很少，最少的只有7个。

　　乡村小学的维护和管理费，以及办公经费，均由村委会支付。以白家坪小学为例，每年的办公经费大约为2000元，先由教师自己垫付，年终时到村委会结账。村委会从自留地租金中支付。

　　高炳全说，临县的小学情况已经很好了，该县农村基础教育最大的瓶颈在初中。

　　据了解，临县共有1150所小学、65所初中和4所高中。1992年—1998年，全县新建农村中小学718所，这是历史上新修校舍最多的年份。按照规定，教育系统的办公经费应该由地方财政来承担。但在临县，各级财政并不拿一分钱。小学由农民自筹建设，高中由国家进行建设，这样，作为县和乡镇两级政府投资的初中，遂成教育瓶颈。

　　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临县的初中几乎都负债，最高的达到30万元。与之对应的是校舍建设严重不足。据介绍，如果按照50人一间教室安排，那么临县将有一半小学毕业生升初中后没有教室上课。在临县一个初中班，容纳80多人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县级财政紧张、校舍严重紧缺的情况下，只能用鼓励创办私立学校进行弥补。目前，临县已有私立幼儿园和小学19所、初中12所、高中2所。但是，私立学校的收费令众多家庭无力支付。比如，公办初中一学期收费130元，私立为1300元。公办高中每学期收费400元，私立为1300元，如果加上生活费，一个高中生的费用是7000元左右。在临县这样的全国贫困县，上得了私立学校的学生只是少数。因此，雷家碛乡乡长孙有玉说，农村青年的出路仍然是打工和务农。孙自2001年到该乡任职，几年以来，该乡仅出了两个师范生和一个大学生。

　　县级财政的困境

　　临县共有教师7100名。其中有856名缺编代课老师，由县财政每月每人补贴工资100元，另由村委会用村提留进行一部分补贴，但是因为工资很低，所以连高中生都难以聘到。还有300多个县聘代课老师，县财政每月每人补贴400元。公办教师的工资全部由县级财政支出。

　　高炳全介绍说，实际上全县教师还缺2000多名但自2001年至今，该县没有分配一名师范类或者师专类的毕业生，“原因是地方财政没钱”。

　　去年，临县县级财政收入为3513万元，加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央返还等各项收入，去年全县的总财力为2．4亿元。而教育总支出为8349万元，占总财力的34．45％。其中仅人员工资、福利、津贴等各项开支就达到5896万元，教育系统的日常公务开支160万元，仅此两项就已经远远高于去年临县县级财政收入。

　　临县财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今年预计全县总财力为1．5亿元，而公务员的工资支出为1．3亿元。在剩下不多的经费中，能够用于教育基础建设的少之又少。

　　现在，临县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又面临新的难题：今年4月份以来，临县正在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并将于国庆节后结束。而临县是农业大县，去年3513万元的县级财政收入中，农业的贡献是1500万元。但税费改革后，农业税的收入将只有700万元。

　　临县财政局行财股股长薛榆有说，过去，政府在向农户征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同时，还征收“乡统筹，村提留”，用于乡村的各项开支，包括部分基础教育的投资，因此，县级财政并不对乡村进行补助。而税费改革之后，“乡统筹，村提留”的部分将不能再征收，乡村机构的正常运转只能靠中央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例如，今年中央转移的此项经费为2700万元。而这个经费县里是不敢截留的，将会一分不少地拨给乡村。这样，县级财政将更加紧张。

　　“因此，临县基础教育的瓶颈——初中教育，依然得不到解决。”薛榆有说。

　　第二件事

　　地点：甘肃省靖远县

　　全村儿童没有一个辍学

　　记者寻访盲农妇未果，靖远县“举债办教育”步履仍艰难

　　夜里刚下过雨。凉意骤起，空气里有了甜甜的湿润。

　　“一望二三里……”读书声从一间孤零零的平房里传出。一个戴着宽大眼镜的中年男子，用夹杂着当地方言的普通话，带领11个六到七岁的娃娃高声朗诵古诗。这是国庆前夕的一个早晨，记者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陈塘复式教学点看到的景象。

　　1995年6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来到靖远县视察工作。8年后，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动情回忆了让他“放心不下的三件小事”，其中之一就是靖远县的一位失明的农妇和她失学的女儿。

　　寻访失明农妇和她失学的女儿

　　在靖远县东湾中学的校园黑板报上，总理放心不下的这件事被学生们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上面。

　　8年过去了，总理牵挂的那对贫困母女还好吗？她们如今又会在哪儿呢？

　　东湾乡瓜园村是温家宝当年视察靖远时曾去过的两个村之一。这里离县城约12公里，黄河从村旁流淌而过，全村2600多人，沿一条简易公路而居。村民们习惯把村里邻近黄河上游的地方叫上头，靠下游的叫下头。

　　听说了记者的来意后，一名住下头的妇女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在这住了几十年，下头肯定没有你说的这么一户。”瓜园小学一名中年教师想了想说：“村里好像有一个妇女眼睛是瞎的，在上头呢，你再打听打听。”

　　在上头，记者被领进一户院子。一名50岁上下的盲妇正蹲在地上摸索着什么。听说记者来意后，她的邻居们先笑了：“她和她‘掌柜的’（丈夫）都是痴呆，有个女儿，但她是两年前才变瞎的，女儿今年都23岁，已经出嫁了。”

　　村里许多人知道总理曾到过他们村，这让他们很自豪，但“总理究竟到过谁家”，没有人说得上。

　　记者找到村干部关生将。据他回忆，总理那天先走到村外，看了水稻旱育稀植基地，然后说“看看老百姓家”，就进了路边的刘福秀家。

　　刘福秀在村里是有名的“劳动能手”。“那天，我刚从田头回来呢，那时还不知道面前的是个大干部。总理很关心地问了我家的收入和孩子读书情况。”

　　关生将很肯定地说，在瓜园村，总理就去了刘福秀一家。

　　总理去过的另一个地方是乌兰乡西关村，如今和正在扩容中的县城接壤，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00元，“过起了城里人的日子”，人口也猛增到4800多人。记者向这里的村民打听，始终没得到相关的信息。

　　截至发稿时，记者从靖远县委得到的消息仍然是：那对母女仍在找寻中。

　　瓜园小学：没有一个辍学的

　　“感受总理关怀，立志成才报国”。一走进东湾乡瓜园小学，记者就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看到了这句标语。

　　8年过去，瓜园村的年人均纯收入涨到了2200元，在全县属中上。“村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高了，一些贫困家庭的家长宁可自己苦些、累些，也要供孩子上学，不让他们以后没文化。”瓜园小学校长王浩说。

　　瓜园小学现有学生380人，这个学期的一年级学生需交纳杂费、课本费和作业本费75．5元，六年级学生则要交105元。平均算来，一个农村孩子上小学一年要花200元。这个数字，对瓜园村的贫困家庭来说，仍是个不小的负担。但王浩校长告诉记者，全村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而且没有一个辍学的。这在8年前，是没法做到的。

　　靖远县在1997年就如期实现了“两基”达标，现在是巩固和提高阶段。适龄儿童是否入学，被列入了教育主管部门对当地学校的重要考核内容。县教育局一名负责人说，入学率达不到百分之百，校长要受处分，“如果哪位学生辍学了，学校抬也要把他抬回校园。”

　　正上五年级的霍鹏聪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父亲6年前因病死亡，不久爷爷也撒手而去，母亲改嫁，他与7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家里几亩田地靠亲戚耕种艰难度日。和他家境相似的特困生，瓜园小学有16名。学校为了让他们安心读书，不但采取了减、免、缓交学杂费的方法，而且今年起把他们的资料向上报告，争取得到资助。

　　瓜园小学占地12亩，是1978年从上头的盐碱地上搬迁来的，当时建的4栋教室和1栋办公房，现在仍在使用中。1997年，为了“两基”达标，村里每户集资60元钱，加盖了一栋房子，作为学生的实验室、体育室、图书室、保健室、美术室和音乐室（简称“六室”）。不过，这“六室”现在很少使用。

　　但“两基”达标给学校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教学区的地面全部铺上了石砖，围墙也用砖头代替了土坯。库房、灶房建了，篮球架竖了起来，乒乓球台砌了起来，甚至校园里还围起了花圃。

　　王浩校长也有烦恼，一是信息教育课在这里形同虚设，因为没钱，二是对学生的杂费统一收取后，学校的公用经费捉襟见肘，运转有一定困难。

　　北滩乡：“举债办教育”的一个典型

　　和瓜园小学相比，远离县城、处于高扬程灌区的北滩乡东宁中心小学的赵校长似乎有一肚子苦水。

　　这个小学比瓜园小学大，有近500名学生，21名教师。由于采用的是彩色课本，这里的一年级学生要交87．94元，六年级学生则要交120．30元，均比采用黑白课本的瓜园小学收费要贵，但杂费都是25元，主要是用作学校的公用经费。

　　赵校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全校500名学生一年共交杂费2．5万元，学校的用电费、取暖费、水费、办公用品费（包括教科书、粉笔、墨水）、教师出外培训和差旅费、课桌修理费、校舍维修费等等，加上每年必需的迎接上级检查招待费，一年至少得3万元以上。

　　钱不够怎么办？赵校长苦笑着说，那就给教师限定用电、用煤，每个宿舍装一个电表，超出部分自理，困难时，连粉笔、墨水都限定数量。而招待费，向饭店赊，维修费，向工匠赊，上半年从煤矿拉来的12吨煤，现在还没给钱。

　　记者从北滩乡教管中心主任李明钦那里了解到，1997年前，全乡为实现“两基”达标，提出“举债办教育，艰苦育儿女”的口号，欠债250多万元，这笔债由乡、村、校三方承担，主要在乡里。县、乡财政本是吃饭财政，又背上这笔重负，给学校的补贴几乎就是零了。

　　而作为农业大县、教育大县，靖远举债办教育形成的历史欠账已达2698万元，贷款达982万元。县长于萍说：“债务沉重已成为靖远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学生的负担转移到了学校，可学校只有正常运转，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质量，带出更多更好的学生啊！”?幻绱褰淌孤堑厮怠?

　　瓜园村，另一个农妇的故事

　　瓜园村的一户人家，小院子收拾得很清爽，47岁的杨花正坐在金黄的苞谷堆里剥粒子。“老二打工去了，半年没个音讯，家里也不知他去哪了。”杨花的眼神有些紧张，她把记者当成了兰州一所大学派来催缴学杂费的老师。

　　杨花有两个儿子，3年前，二儿子考取了兰州一所大学的本科，当时，全家欢欣鼓舞；然而，去年腊月前，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半的老二背着行囊回到了瓜园村。他辍学了。至今仍欠着学校1万多元学费。今年7月，老二重新参加当地高考，被重庆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在大儿子仔细看了记者的证件后，杨花才说出实话：“十多天前老二去重庆念大学了，听说省外比省内的学校容易贷款，娃才去重庆报到的。7600元报名费，亲戚们好不容易凑了6500元，还差1000多呢。”

　　提起儿子，杨花抹起了眼泪。

　　杨花的大儿子比老二大2岁，兄弟俩从小在一个年级。初三毕业后，老二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成绩一般的老大则回家务农，因为杨花的丈夫这时染了病，不能再下田地干活。后来老大进了镇上一家磷肥厂打工，每月能领到400多元。几年来，这些钱全给了老二读书。

　　杨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3年前，老二揣着从银行贷来的2000元和亲戚凑的6500元钱去兰州上大学，交给学校7000多元后，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家里便再也无力筹钱，银行也不肯再贷款了；而不知什么原因，老二没有如愿在学校贷到款，他只能开始欠费上学了。

　　去年底，兄弟俩的二爷到兰州看老二，听他同宿舍的同学说，校方几次到班上催他交钱，他不敢上课，从这个学期开学起一直躲在宿舍自学。不久，老二就选择了辍学。

　　杨花的大儿子今年25岁了，和他同龄的伙伴多半做了爸爸，而他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在当地，娶个媳妇至少得2万元。

　　“老大长得挺麻利，不抽烟，不乱花钱，邻居都说他是个好娃，可为了弟弟，他把婚事都耽误了，我这做娘的心里愧疚啊！”

　　杨花也愧疚于老二的中途辍学：“家里穷，但孩子没有错啊，为什么偏要他背这个负担？”

　　愧疚的还有老二。离家去重庆报到前，他跟家里说得很明白，“我一定在学校贷到款，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哥哥不要给我钱了，赶快积些钱结婚吧。”讲到这，杨花的泪又下来了。

　　第三件事

　　地点：陕西省佛坪县

　　一场山洪成了佛坪教育的机遇

　　当年的孤儿有人上了大学有人仍在读书，现在当地山区房子最好的是学校

　　山洪刚过，到处留下恐怖的痕迹。河边的沙坝村只剩下一栋孤零零的房子，房子周围的村庄变成了河滩上密密麻麻的石头，沙坝小学被山洪连根拔起。小学里唯一的一名老师罗发珍只好带着14个孩子在临时教室——村民罗定海家的新房子里上课。另外两个学生被山洪冲走，再也回不到课堂了。

　　中午的时候，从门外涌进很多人。村长说，有领导来视察了。一位穿蓝夹克、白衬衣，戴眼镜的领导握住她的手：“你辛苦了。”然后走到小黑板前，转向学生。最大的学生上三年级，最小的刚刚入学，看着这些小孩子，他眼睛湿润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要克服重重困难，为重建我的家园而努力学习。”这位领导左手指着黑板上的字，领着小学生们一起朗读。读到一半时，声音哽咽起来，罗发珍再也忍不住，用手擦眼睛。这位领导拉着失去母亲的小林立的手，“别哭了，你看，老师就像你们的妈妈一样。”罗发珍已经泪流满面：“你别哭，我会像妈妈一样照顾你。”这位领导微微仰头，眼泪划下了脸庞。

　　这是陕西佛坪县电视台2002年6月当地暴发山洪后录下的一番情景。

　　这些人走后，罗发珍向同行的一名干部打听，“这个人是不是省长？”干部回答，“他是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

　　山洪过后佛坪重建38个学校

　　佛坪县位于秦岭山脉中，四周都被陡峭的大山围拢，所有的乡镇都在大山与大山相夹的山沟里。佛坪县全县3．5万人，是陕西省人口最少的县，县城也只有两条1000多米的街道。这样一个小地方，在2002年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6月8日晚，暴雨倾盆，全县境内的三条河流水位不断上涨，6月9日凌晨1点左右，山洪暴发了。据事后的水文资料，三条河流的洪灾分别是千年一遇和五百年一遇。洪水使全县9个乡镇全部受灾，2．1万人成灾，死亡和失踪237人，17个家庭绝户，10个孩子成为孤儿。因灾直接经济损失5．2亿元，相当于当地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6倍。“全县112所学校受灾，93所停课，还有17个学校片瓦不存，11个学校倒塌，大批教室成了危房。”佛坪县文教体育局局长杨贵荣说，“虽然洪灾破坏极大，但没想到的是，这次洪灾竟然成了全县教育的一个发展机遇。”

　　沙坝小学就是这样一所被洪水改变了的学校。1962年，按照村办县管的原则，由沙坝村出资建校舍，县文体局配置教师，沙坝小学成立了。沙坝小学设三个年级，主要解决沙坝村及附近孩子上学的问题。

　　“山区地广人稀，如果小学建得少，学生上下学就要走很远的路。如果建多了，办学成本就太高，配齐了老师，也只教十几个甚至几个学生。于是只能设一至三年级的小学，学生大一点生活能自?硎保俚皆兑坏愕耐耆⊙ё⌒6潦椤！毖罟笕偎担暗笔鄙嘲有⊙У男Ｉ崾峭聊窘峁梗械姆孔佣际峭燎剑淌乙膊焕狻薄?1995年，西安一家企业捐助了4万元，沙坝小学重建，教室由土墙变成了砖墙。1996年，罗发珍调到沙坝小学。全校只有一个老师，每个年级七门课，从语文到数学，从体育到音乐，全部都由罗发珍一个老师任教。2002年洪灾后，沙坝小学被冲毁，6月21日，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到临时教学点执鞭教诲，8月31日，重新选址建设的沙坝小学竣工，半年后，已任总理的温家宝为沙坝小学亲笔题写了校名。杨贵荣介绍，灾后国家拨500万元给学校作为重建经费，社会各界又资助了500万元，县文体局一下有了1000万元的经费。用这笔钱，文体局按国家标准，重建了38个学校，全县的学校建设完成了一个“飞跃”，“现在到村里，最好的房子肯定是学校。”

　　罗发珍：沙坝小学惟一的老师

　　山区小学一般由一间教室、一间厨房和老师的卧室构成，老师吃住都在学校里。新建的沙坝小学也是这种结构，相比以前，只不过教室里外贴了瓷砖，小操场上多修了两个花坛。七点钟开始上课，罗发珍先给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其它年级的学生被安排自习或者写作业，第二节课再轮换。上午上两节课，十点放学。11点半，开始下午的课程，两节课后，三点钟放学。

　　作为唯一的老师她身兼数职，在去年期终考试结束后，罗发珍病倒了，一个暑假几乎都在养病。今年9月，她又做了手术，记者到佛坪的时候，她已经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家修养。除了工作劳累，山区小学生活也非常艰苦。每周罗发珍要到10公里外的县城买一次菜，虽然品种还算多，但是菜价都要比山区外贵将近一倍。

　　全校有3个学生住在河对岸，上学要走几十分钟，早上来学校，其他的学生都吃过了早饭，只有这三个孩子还饿着肚子。罗发珍每天6点半起床，做早饭时，罗发珍连带这三个孩子的一起做了。罗发珍不好意思向他们收餐费，“他们的家里很穷，能来上学就不错了。”

　　今年37岁的罗发珍当了21年的山区小学教师，虽然拥有小教一级的职称，却只能领二级标准的工资，每月六七百元。尽管工资不足额，但罗发珍还不得不经常将自己的工资投到教学中。1999年沙坝小学“普九”验收，标准很多，县文体局拿不出钱改造，罗发珍只好自己出。“一幅科学家的画像当时就要二十多元，教室里至少挂四幅；修花坛的钱也要自己出。”罗发珍的钱不够只能向丈夫要，“他支持我，陪着我买东西，前后拿了一千多。”

　　谈到丈夫，罗发珍感到愧疚。1999年，罗发珍的丈夫调到汉中市工作，夫妻两人两地分居，“教育三岁的女儿的责任几乎全落到了丈夫身上。”从佛坪坐班车到汉中要4个多小时，罗发珍更难与家人相见了。今年，罗发珍家在汉中市买了新房子，全部装修都是由丈夫一手操办的。罗发珍新家的家电一应俱全，洁白的大理石地板干干净净。在沙坝小学，她只有一张小桌子，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台收不到信号的电视机。

　　最大难题：优秀师资匮乏

　　佛坪县有59所小学和4所初中，佛坪中学是全县唯一的高中，即使在这个全县教育“最重点”的学校，也面临着由于山区地理环境而带来的问题。2002年“6·9”洪灾冲毁了学校26间房屋，10间倒塌。2002年9月，由香港邵逸夫教育基金会捐资的“逸夫楼”竣工，由中国海洋石油蛇口社区捐资修建的“中海石油教学楼”也将在今年10月竣工。

　　该校政教处主任黄文庆说，随着新教学楼投入使用，佛坪中学的硬件设施问题解决了，但是其它的问题还没有办法。

　　“在山区学校当老师，工资低，消费高，而且教的学生相比平川地区的学生，底子差教学难度大，所以没人愿意来。”李老师介绍，像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重点院校的毕业生，几年才招到一两个。即使招到了优秀教师，也很难把他们留住。

　　1992年，全校公认水平比较高的12个老师一夜间集体辞职，全都去了江苏、浙江等沿海城市。教师流失的直接后果就是教学质量随之下降。今年佛坪中学的录取分数线是271．5分，而平川地区的县中学高中录取分数是490分，“尖子生宁肯到洋县、城固县这些平川地区的高中读书，也不愿在佛坪上学。”今年佛坪中学有111名学生参加高考，虽然只有7人没有上线，但是上本科线的只有13人，其他的学生都只上了专科。

　　难以招到优秀教师造成学生生源流失，生源流失又导致学校没有经费，没有经费难以吸引人才，佛坪中学陷入了这个难以自拔的循环中。

　　村民教育观念发生转变

　　山区的贫穷给老师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黄文庆曾经提议学校食堂搞一个菜谱，注意学生的营养搭配，但是他这个计划很快就失败了。“食堂做了几次一元一份的荤菜，结果学生吃不起，每次都只卖出一半，另一半不得不倒掉，后来只做豆腐、白菜和土豆这几个素菜。”

　　2002年6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佛坪慰问时抱起李茂亭5岁的孙子说，“不要着急，爷爷给你想办法，重新建房子。”随后，他还叮嘱不能让10个孤儿失学。今年孤儿李远丽从城固师范学校毕业，被安排到了石墩河乡小学教书，她的弟弟李远杰在西安83中读高二，王席芳今年考上了西安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的大专，?钌诜鹌褐醒Ф粮叨Ｆ渌墓露苍诟飨绱逍⊙Ф潦椤?

　　温家宝总理离开佛坪后，村民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罗发珍说，“以前到子女该入学的时候，村民们总是往后拖，自从温总理来视察后，村民们觉得上学是件光荣的事，子女才三四岁，就要往小学里送，我说你们都这样，小学就要改名叫托儿所了。”

　　佛坪县文体局局长杨贵荣介绍，目前全县中、小学生入学率达到99％以上，外界对佛坪教育的资助也越来越多。

　　近几年，佛坪的经济情况也渐渐转好。虽然山多地少，但是在秦岭山脉中，有丰富的枣皮、天麻、山茱萸等药材资源，县政府把药材和板栗、核桃等特产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植，2002年佛坪县被评为“国家级山茱萸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县”和“陕西省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县”，村民们也越来越多地把中药材作为了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沙坝村村民黄定海家五口人，每年“随便也能搞个六七千元”的纯收入，他的儿子在佛坪中学读初中，女儿在沙坝小学上二年级。“希望他们都能学出个好前途。”黄定海对儿女寄予厚望。

　　共和国的福祉

　　温总理讲的绝非“小事”。三件“小事”背后，是全中国1亿6000万农村孩子的受教育问题。

　　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居民，在所享有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受教育条件的差别。乡村学校往往校舍简陋，师资匮乏，有相当多的学校甚至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接受不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基础教育，使得数目庞大的农村孩子在人生发展方面，处于和城里孩子不平的起点上。受教育条件的不公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实现整个社会持续协调发展，长期如此也必将对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产生不利影响。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要充分认识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充分认识农村义务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就很难实现全面小康。”

　　离温家宝造访山西临县那所窑洞小学，已有10年了；离他造访那所秦岭洪灾中幸存的学校，也有一年多了，这些地方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庆前夕，本报派出记者，笔分三路，造访了温家宝总理“放心不下”的这几个地方。

　　就像我们的记者看到的那样，多年来，农村教育的基本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到2002年年底，全国“普九”人口覆盖率已达到91％，初中入学率达到了90％。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教育条件的改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层政府承担了改善自己辖区教育条件的最主要责任。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农村的基础教育条件，与大中城市比起来，还有着天壤之别。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是造成这个差别的根本原因。靠农村地区本身的财力，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是力不从心的。财力强大的中央政府，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责无旁贷。对此，温家宝总理已经作了承诺，到2007年，要力争使西部地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8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

　　是的，给予每个公民公平的受教育条件，给予每个公民公平的人生发展条件，是人民的共和国，应该给她的人民的基本福祉。

　　方三文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鲍小东　王雷　袁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