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张嫣/报道彭辉/摄

　　浦东新区居委会开始变脸

　　45岁的医学硕士当选居委会主任，33岁的护理师当选委员。

　　2003年9月26日21点31分，33岁的毛英知接到了居委支部书记唐洪刚的电话。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源竹居委会2003年换届选举结果在一分钟前揭晓了，在2000多个居民参与直接投票后，毛英知当选为该小区最年轻的居委会委员。

　　在长征医院担任了15年护理师、5月份刚退役的小毛平静地重复着她在5次巡回演讲上说过的话：“我只是想用我的一技之长为居民们做一点事情。”

　　相比之下，56岁的支部书记唐洪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非常激动：“5个委员都是新当选的，2男3女，4个党员，委员平均年龄只有49岁。”唐表示这正符合他所预料的结果：“年纪轻、思想活，身体好、肯干事，男性的加入也给居委会工作带来些阳刚之气。”

　　唐是1999年上海首批试点居委会选举当选的居委主任，但那时先是由上级领导指定，再由少数居民代表选举出来的，“这次和1999年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一再重复着。

　　潍坊街道民政科副科长吴艳也有相同的感受，1999年她就开始参与组织居委会的选举工作，“直选以后，各个小区居委会的活力大大增强了。”

　　在吴艳的介绍下，记者见到了8月16日当选为香榭丽居委会主任的崔女士。崔女士今年45岁，医学硕士，在美国生活了10年，在未当选前在家做全职太太。通过自荐、演讲和选举，崔女士以高票当选居委会主任。

　　“有人问我硕士学历为什么来竞选居委会主任，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与我的学历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权利，我从事医务工作，有责任心，家里也没有什么负担，能为居民办一些事情。”出生在昆明的崔女士说起话非常豪爽，做起工作来也是雷厉风行，刚上任不久，就举办了几次非常成功的活动，富有异国情调的冷餐会更是吸引了各家各户都端出了自己的拿手菜，“真是没想到啊，一直以为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都是自顾自生活在铁门里的，没想到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

　　“直选起来，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会选出自己认可，适合自身小区发展的委员。而自己选出来的，义务为居民服务，就能为居民利益着想，开展工作也方便不少。像香榭丽小区这样的高档小区，需要的是能让居家太太走出来的崔女士；而源竹小区的老龄化比较严重，像小毛这样懂医疗的委员，老百姓一定欢迎。”吴艳总结道。

　　“这就是直选的目的之一。”浦东新区民政局社会事务管理处王小陵处长向记者解释道，“政府推出居委会，让居民自己作主，选出肯为老百姓办事实的委员，使社区回归自治。”区居委会变脸有严格的程序

　　潍坊街道民政科副科长吴艳告说，我们这次选举，每个环节都是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的。

　　理想的结果需要公正的程序来体现，潍坊街道民政科副科长吴艳告诉记者：“我们这次非常注重程序上的规范，每个环节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规范》的相关规定来执行。”

　　譬如选民登记这个环节，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了，“我们应该做的是选民登记而不是登记选民”，香榭丽居委会的沈书记认为，在选民登记过程中，香榭丽居委“堵”进过，也“赶”出过选民。

　　香榭丽小区是刚刚造好的高档住宅小区，共有791名居民，其中105人为境外人士(共有67户)，不少居民这个月还在上海，下个月就回到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去了；还有小区内不少房屋都是用来出租的，人员流动性很大。在直选的前期，选举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考虑到小区居民大多数都工作到很晚，各种宣传会议就放在晚上。为了做好选民登记的工作，选委会成员和居委的工作人员就在下班时间等在电梯间和地下车库门口，以便做到选民人数登记无误。选民从美国专程回来投票

　　“三年后，我一定再来选举，到时一定会准时登记。”

　　在选举日的前一天晚上，在美国听到有居委会选举的冯先生请了假，专程回国，想参加第二天的选举。然而当他风尘仆仆赶回来后，得到的答案却是不能参加选举。原来“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有规定，选民必须在选举前进行选民登记，最迟可在选举前5日补登记，这些冯先生都错过了。“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和程序来选举。”沈书记向冯先生解释道，冯先生虽然表示遗憾，但是很理解居委的做法，然后又匆匆赶回美国去了，临走时对沈书记说：“三年后，我一定再来选举，到时一定会准时登记。”秘密写票间营造出自治空间

　　这次居民选举十分重视细节问题，譬如设立一个“秘密写票间”。

　　9月26日下午2点，记者赶到源竹小区的时候，发现王大妈和潘大妈正在“秘密写票间”里填选票。“秘密写票间”给选民单独写选票提供了一个空间，保证选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记者看到，在每个秘密写票间里还张贴着“自荐人”的简历。

　　“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刚填写完选票，还没来得及脱下老花眼镜的王大妈指着写票间说，“以前都是你旁边的人选谁就选谁，现在要自己作主了。”这时在隔壁一间写票室里的潘大妈还在仔细选择呢，“居委给了我们那么好的条件，怎么也应该认真投一票啊。”

　　原来，这些“秘密写票间”的木板都是街道从附近的家具店里租来的，这样可以省下不少成本。“这个木板我们三年才用到一次，买下来成本太高了，平时堆在房间里也是没用的。”吴艳说，在潍坊街道，一个居委会直选的成本被控制在1000元内，能省则省。

　　为了考虑能让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能够参与投票，浦东新区所有的直选居委都是采用设站投票，而非传统的大会选举投票。早上七、八点开始，晚上七、八点结束。

　　晚上7点，源竹居委的投票过程结束了，工作人员开始唱票，14人共分成7组同时唱票。两个半小时的过程中，没有人说话聊天，现场安静得似乎可以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潍坊二村居委会在25日的选举，由于选票多达4000多张，工作人员共分了10个组，用了4个半小时才唱票结束，当时已经是凌晨30分了。今年已经65岁的方老伯作为志愿唱票人员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用他的话来说，“唱票可是马虎不得的，要对选民负责。”

　　针对这次居民选举十分重视细节问题，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卢汉龙所长对记者说：“程序上的合法是很关键的，这样可以培养一种公共服务的习惯。居委会直选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培养民主习惯，培养解决公共事务的民主习惯，假如你连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都不能是大家协商解决的，国家的大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协商解决的。”

　　基层政权完全覆盖的现象将被终结

　　社区里有很多细小的，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但这些规则又没有法规来界定，这就是居委会的“生存”空间。

　　“以前有线电视费、物业费，都要居委干部挨家挨户收，本来应该政府各相关部门管的计划生育、卫生保洁、科普、教育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要居委会来承担，那居委会的任务就太重了。”浦东新区民政局社会事务管理处的王小陵处长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居委会行政化现象相当严重，“居委会的职责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很清楚了，居民委员会是居民的自治组织，只是协助政府开展工作，而不是政府的'一条腿'。”

　　但在居委会民主自治以后，这种被基层政权完全覆盖的现象将被终结。“在居委会委员和社区干事选聘分离后，工作分工就明确了。首先，作为社区事务的决策层，居民委员会的成员是义务的，他们考虑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居民的需要服务并加以实现，而不用听命于政府；其次，作为具体的操作基层，社区干事是由政府聘用的，能帮助政府解决一些以前希望居委会做的事情，他们是专业的，有技巧，有政策水平，这样一个队伍可以进行职业化的管理，社区干事一年一聘，优胜劣汰，以便提高他的效率。居委会委员就可以完全居民自治，社区从很大程度上是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只是帮着订报纸。”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卢汉龙所长分析说，“社区新的组织架构理顺了居委会和街道的关系。”

　　在社区内设立居民代表大会的形式，被居委委员们称作是“小人大”。这是伴随着直选一同冒出来的，上海不少居委会已经开始尝到了“小人大”的甜头了,居民上访几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通过“小人大”，居民自己表决就迎刃而解了。

　　潍坊街道的一个小区原来有两扇大门，但由于物业管理经费和人力都不够保证两扇门的保安力量，小区就一直只开一个门让居民出入，让住在小区里面的居民出行要走很远的路，非常不方便。原来居民意见相当大，几次上访都没能解决问题，就开始拖欠物业管理费，矛盾越来越激化。新的居委会选举结束后，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在会上居民代表民主表决，以微弱多数赞成打开另一扇门。同时协商由距离新开门附近的居民组成志愿者队伍，由退休人员承担保安工作，既出行方便又有了安全保证。这样一来，居民得益，拖欠的物业费也立即缴清了。

　　如此，关于小区里狗粪遍地、改造车棚、健身设备的设置等等事情都在一个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群策群立的居代会上以民主自治的方式解决得妥妥当当。

　　甚至有个别部门的不合理建议，居委会也能通过民主表决的形式把政府的决策“顶”回去。去年的时候，有部门说要解决“4050”人员(指的是男性50岁、女性40岁以上的大龄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希望对每个居委会发出辞退小区内外来人员清洁工人，而转为聘“4050”人员。居委会对“4050”人员考察后，发现并不是很好。在居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后，向每个代表发出了意见征询表，最后表决的结果是：所有代表都不赞成这个做法。就这样，有关部门的这个建议被居代会“否决”了，一位民政官员认为，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4050”人员拉不下面子，不合适做清洁工作的现状。反而是居民代表大会这种民主自治形式“最能体现民意”。

　　“完全依靠单位，依靠市场，依靠政府，很多事情都是解决不了的，社区里有很多细小的，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没有法律来界定，政府也管不到家门口的事情，还是要有一个相互协商，相互沟通，还是需要有个好的补充，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补充，这就是社区的作用。”卢汉龙所长这样解释。

　　专家解读上海居委会选举

　　关注民主进程关注制度变迁

　　-外滩记者张嫣/报道彭辉/摄

　　程维礼(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由政府强制治理逐步转变为基层自治

　　上海此次居委会换届选举并扩大直选的力度，就是扩大基层民主探索的一种过程。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将以往政府强制治理的方式逐步转变为自治的形式。

　　直选的成本也许比户代表选举要大，然而对于深入基层民主的建设是值得的，民主的基础就是平等，就是需要从义务转变为权利，人不再是手段而应该是目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人民群众没有实行民主的意愿和需求，也不是人民群众没有实行民主的能力和水平。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执政党的各级干部有没有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的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政治勇气，有没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民主作风和民主气度，有没有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言行一致、学以致用的良好学风。

　　林尚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博导)

　　上海有丰富的民主自治资源

　　在中国城市管理和组织生活中，基层社会自治不是新鲜的东西，已有相当长的实践历史，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其具体组织形式是城市居委会。在实践中，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上海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所形成的政治资源、管理资源和文化资源对于城市建设和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上海在新中国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对这个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给城市建设和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使上海从政治的高度和从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来把握和推进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更加全面健康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城市社会的组织和管理必须同时兼顾社会组织性的需要和个体独立性的要求。在其中，基于生产的分工和城市对个体生活空间的压缩所形成的城市生活的相互依存性，是城市社会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基点。基于这样的基点以及城市组织和管理的内在要求，现代城市组织和管理都必然要从自治这个价值出发，充分动用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和参与性所形成的自治资源来组织城市社会，推动城市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可以说，自治是现代城市社会本质特征，是城市社会组织和管理的核心基础；任何类型的城市，只要以现代化发展为目标，都必须熟练地开发和利用这个重要资源。

　　卢汉龙(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居委的活动经费和委员津贴由政府提供

　　宪法规定居委会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这是我国政权的基础。居委的活动经费，委员津贴是政府提供的。政府出钱就是把公共财政中的一个预算给居委会去发挥作用。

　　浦东选举不再搞政府推荐

　　-外滩记者张嫣/文

　　浦东新区民政局社会事务管理处王小陵处长告诉记者，浦东今年需要换届选举的居委会有468个。其中，确定直选的居委会186个，直选比例占40%。

　　而在直选当中，有80%的选举采取了无候选人一步直选法。所谓无候选人一步直选法，就是有关方面不推荐候选人，完全由居民“海选”。从实际效果看，由于无候选人一步直选法在选举的各个环节都依法实行民主、公开、公正原则，加上居民的积极参与，“一步直选”达到了一步到位的效果，选出了居民欢迎的居民委员会。

　　据介绍，2003年上海市共有3396个居委会进行换届选举，其中20%的居委会选举采用直选的方式。由浦东新区首创的无候选人一步直选法将会在上海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