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方华

　　四川民工熊某从施工的铁架子上坠地受伤，被送到医院后，因缺少医疗费用被停止用药。在我们的城市里，这样的事情既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熊某还算比较幸运，有报纸为他“出头”，施工方也算通情达理，他的治疗应该可以继续下去。如果这样的幸运没有降临到他的头上，那么，昏迷不醒的他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呢？这实在不难想象。

　　民工的医疗费用从何而来，一直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一旦有民工在工地上受伤，整个社会就在用各种方式为这个难题求解。有的民工得到了司法救济，把施工单位告上了法庭，然后眼巴巴地等待着城里人给自己一个说法。有的民工比较幸运，碰巧撞上了“包青天”，从城市的管理者那里寻到了“重要批示”，不仅医疗费用不必担心，甚至还得到了一笔可观的伤残抚恤金。更多的受伤民工是被施工方和包工头“踢皮球”，实在无计可施，只能独吞苦水，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老家。甚至还出现过包工头为了逃避过高的医疗费用而逃逸的怪事情。

　　由于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民工与施工方的劳动关系历来就很不平等，许多民工为了得到一个挣钱的机会，不得不与施工方签订“生死合同”、“霸王合同”，从而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由于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也由于法治与管理的疏漏，民工经常并不享受《劳动法》的保护，很少有施工单位主动为民工建立医疗保险，更没有哪个管理机构强制施工方为民工购买保险。此外，由于在建筑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转包现象，劳动关系极为扭曲，民工的医疗问题就更是被束之高阁。对于受伤民工的医疗问题，不仅民工本人心中没底，包工头和施工方也常常不知所措，甚至，这个问题还困扰着城市管理者。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每天有数千个工地在施工，数以百万计的民工在为城市的繁荣兴旺做着自己的贡献，民工与城市建立了一种共生、互利的关系。从经济与社会角度看，民工是高速发展的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建设者，但是，从文化角度看，民工仍然“低人一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民工作为劳动者却不享有劳动权与健康权。在劳务市场里，还没有一种具体的法规为民工的医疗做主，也没有听说哪个政府部门是专门负责民工的劳动待遇的。由于民工没有建立医疗保险，一旦出了事故，民工的医疗救治就成为大难题。

　　谁来为民工买保险？谁应该支付受伤民工的医疗费？当我们奢谈“国民待遇”这个舶来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回过头来考虑一下民工的“市民待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