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6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我们审视这个“框架”时，不难发现，这仍然是发育程度较低、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与我们所希望建成的较为完善、趋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较大距离。

　　文章称，目前的主要障碍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些体制性的障碍，就是横亘在中国在本世纪头一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路上的一座座关隘和一个个瓶颈，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10年后的今天，十六届三中全会将要发出突破体制性障碍的号令，这将又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和一个新起点，是中国为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

　　《瞭望》周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了在国有经济、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三农”问题、行政体制、社保改革、市场体系、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以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障碍。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我们在哪些领域还残存着体制性障碍？每个领域又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体制性障碍？《瞭望》周刊经过对大量的专家学者的采访整理，为之梳理一二。只有厘清头绪，我们才能更加清楚这些问题为何已经成为严重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才能更加体会到突破这些体制性障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也才能更加深刻地领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突破体制性障碍的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并积极主动地“参战”，打赢围剿体制性障碍这一事关未来中国的关键战役。(叶俊东 杨桃源)

　　中新网10月6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指出，研究表明，落后国家发展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差。未来的国家竞争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正因为如此，旨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受到了世人的高度关注。

　　文章指出，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形成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十六届二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这表明，此次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的意义非同寻常，被十六届二中全会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中国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和创新”。

　　行政体制改革仍属于阶段性和过渡性的改革，还需要不断地深化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唐铁汉认为，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需要配套进行。虽经过几次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其突出表现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政企关系方面，政府过多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存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政府管理的方式方面，一些政府仍然习惯于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事务，不善于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在政府职能的运行方面，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重叠的现象依然存在，容易导致政府管理的无序化；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政府仍然包揽过多，社会中介组织还没有充分发挥有效作用。

　　其次，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必须按照中国政府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达成的多边协议以及世贸组织的规制办事，使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之相衔接；另一方面，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惯例，改变公共服务的垄断现象，开放某些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再次，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对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实现公开化以及廉政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加快，公民的参与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和责任感不断增强，对政府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目前政府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成本过高，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办事缺乏透明度，行政审批烦琐，权钱交易及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等，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以往几次改革未竟全功的原因很多，其根本原因在政府职能的转变没有到位

　　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说，国家最近几次机构改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中央政府两批已经减少审批职能1000多项，可以说有了些成效。但是，对职能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认识清楚和予以解决。

　　职能方面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是：职能设置无规则，职能底数不清，太多太滥，随意性大；党、政、群职能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群的现象普遍存在，致使互相打乱仗、搞磨擦、闹不团结的事大量存在；上、下级职能界定不清。上级机关部门凭借权力可以随意收权或放权，把有“油水”的职能上收，把有“麻烦”的职能下放，造成上、下级机关的不协调；职能之间的关系没有科学设计。一种政府职能在实施时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完成，谁主谁从？谁先谁后？谁多谁少？往往各执一词。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也认为，在当前，转变职能、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与历次改革不同的是，这次改革，从精简机构和人员转变为少量精简机构，主要为调整内部机制。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问题尚未解决，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等发育不完善，行政监督无法淡出，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刚刚开始，立法和司法部门无法替代行政控制对国务院比较独立的直属局进行有效的立法和司法监督。因此，此次机构改革重点将转向如下领域：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继续减少微观管理职能，强化执法职能，进行综合执法改革，解决执法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二是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即条块关系；第四则是在企业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事分开，让现有的事业单位，或者恢复政府机构的身份，或者走向企业化改革，或者保留事业单位身份，但与政府分开；五是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这种做法被一些学者称为“行政三分制改革”。

　　强制行政招致“治乱”循环

　　现代行政运作的理想境界有三点，一是它的行为规范和公正透明，具有较高的公信力；二是运作程序科学，效率高，能较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广大民众服务；三是行政成本低，即通常所说的“廉价政府”。

　　毛寿龙主任说，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政府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政府改革的成功必将是未来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黄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