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剑芳

　　针对医生收红包现象，李天伦先生撰文进行了分析（“青年话题”9月24日），阅后感觉意犹未尽。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笔者愿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浅谈几点看法。

　　以利益分配为例，几乎所有的公立医院依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管理模式，因此在利益分配机制上也就不可避免地继承着国企的通病。许多号称上千员工的大医院，仅党政机关和后勤人员就占了三分之一强。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并不直接接触病人和创造效益的人，在利益分配时却常常处于有利和优先地位。眼看掌握人力、物力、财力的人通过种种灰色甚至黑色手段充实腰包（这也是公开的秘密，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一些在临床一线辛苦工作的医务人员也就逐渐将收受红包视为正常现象。而现实中，真正能够收取红包的，也就是那些直接接触病人的医护人员。

　　因此，要彻底解决问题，必先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惩罚机制。这一点，美国的情况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在美国，一个能独立行医的高年资医生（主治医师）的年薪为20万美元左右，与总统年薪相当，为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8—10倍。医生职业同时被认为是一种高尚职业，几乎所有医院和医生都将收受红包视为耻辱，为了捍卫医生职业和医院的声誉，常常会主动揭发。而对收受红包者的惩罚，也异常严厉甚至残酷———有此劣迹的医生，将被全美医师协会打入黑名单；所有黑名单上的人，将不被美国境内任何医疗机构聘用。一个美国医生，从上大学开始到能够独立行医，至少需要10年时间，如果被禁止行医，则意味着失去基本的生存技能（就是改行，也来不及了）。有几个人愿意为了区区数百美元红包去冒险？

　　反观我们，一个协和医科大学8年制毕业并在协和医院ICU病房（重症监护病房）工作7年的住院总医师，月薪不过2500元人民币（据《健康报》）。而他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6时到晚上12时（按规定，住院总医师晚上还必须要睡在科室）。是的，高薪并不一定能够养廉，但没有高薪却一定养不了廉！不仅如此，由于工作强度和报酬的不相符，近几年来临床一线医生流失非常严重，特别是年轻医生，很多人改行干了行政，或下海到医药公司充当医药代表。以至于有人呼吁，“医疗界真正面临的危险是青黄不接”。

　　同时，和全国其他行业一样，医疗行业自律更多还是挂在嘴巴上，无法付诸实施。而政府机构的越俎代庖，正是行业自律发育不良的先天因素———由于利益驱动和权力欲，行政机构仍然在干大量不该干又干不好的事。目前的医学会纯粹是一个学术性协会，主要负责学术交流，只是最近才增加了一项医疗事故鉴定工作；至于医师协会，则根本就是摆设———起码笔者干了这么些年医生，就不知道医师协会到底有些啥用处。

　　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坏人得逞，而坏的制度让好人也难以独善其身。现在，终于有人将矛头对准体制而不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了，这实在是向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讨论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在以往有关医疗行业不正之风的讨论中，到处充斥着无端的谩骂与想当然的指责，绝少理性分析与客观态度。如果我们继续用那种方式和态度去解决问题，将不会有任何结果———该收的还得收，该送的还得送。不信，你去问问那些慷慨激昂地揭发和怒斥红包现象的患者朋友，下次住院是送还是不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