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孤儿在精神上遭遇日本根深蒂固的“歧视弱者”传统的伤害

　　外滩驻东京特约记者钱明

　　9月24日，东京首相官邸，小泉新一届内阁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道貌岸然的新任阁僚们满面春风，衣着光鲜，频繁游走官邸内外。

　　就在这天，距此不到10公里的港区芝公园内，数百名衣着寒碜、愁容满面的老头老太却在为自己被侵害的权利向日本政府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当天，来自日本各地的“中国遗孤”约600多人，分头向东京地方法院、名古屋地方法院、京都地方法院、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他们控告日本政府战后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促进被遗弃在中国的孤儿回国。在他们归国后又没有给予应有的照顾，侵害了这些人作为正常日本人生活的权利。因此，要求日本政府向每名原告赔偿33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475000元）。

　　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二战”遗孤发起的第二次大规模集体上诉，再次震动日本社会。

　　被祖国漠视的弱势群体

　　除了生活困难，归国孤儿在精神上遭遇日本根深蒂固的“歧视弱者”传统的伤害。

　　今年恰值《中日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日本的NHK电台专门重播了描写“二战”结束后被日本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命运的连续剧《大地之子》，再度引发许多日本观众一片唏嘘感慨。片中的主人公最后选择留在中国，立志报答生养他的第二故乡。而在现实生活中，判明身份的侵华战争遗孤绝大多数选择了回日本生活。然而，迎接他们的并不都是鲜花和亲情，失望和生计艰难困扰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目前在日本全国，从中国回归定居的孤儿共有2468人。按照日本政府“惯例”，这些孤儿永久定居后，国家一次性支付16万日元帮助安顿生活，其后每月提供2万日元的国民年金，并在一年之内帮助学习日语，以后则基本放任自流。实际情况是，由于年龄和教育影响，归国孤儿的语言学习碰到很多困难。

　　据日本政府1999年的一次大型调查，回归定居一年内，能用日语胜任日常生活会话的归国孤儿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日语水平的不如人意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的就业，同一个调查显示，在不满60岁的战争遗孤中，就业率只有32%左右，需要生活救济的达65%之多。即使能找到工作的，不但工作性质主要是简单的体力活为主，收入也很微薄。统计显示，1999年每一户中国遗孤家庭的平均收入仅为22万日元，而同期日本普通家庭的平均收入为51万日元。

　　住在横滨市的原告笠松惠子(63岁)在开庭前接受采访说：“虽然每月能拿到6万日元的生活保障费，但往往在拿到这笔钱的一星期前家里就没东西吃了，只能在冰箱里拼命找吃的。”

　　除了生活困难，归国孤儿还在精神上遭遇日本根深蒂固的“歧视弱者”传统的伤害。那些孤儿的第二代、第三代在日本学校里大多有被歧视的经历。有位遗孤的孩子在作文中痛苦地写道，“我真想与日本同学交朋友，可他们也不知是因为不喜欢中国人，还是不喜欢我，都不愿同我交往，所以到现在我还一个日本朋友都没有。”

　　日本行政当局也对这些人颇多偏见。日本警察厅在1999年的一个文件中，把当时一部分受日本社会排斥，而言行举止极端化的归日少年蔑称为“中国人暴走族”。并给予他们特别“关照”。但对同样整日呼啸来往的所谓“真正日本暴走族”，警察却不置一词。

　　一位60岁的原告，在向横滨市的一个区役所申请诉讼必须的救济证明时，指控有职员吓唬他说：“别去告政府，你要是告赢的话，你以前领的那些救济金都要全额还上。”

　　厚此薄彼怒从心起

　　2002年日本国内最大的新闻就是五名滞留朝鲜的“被绑架日本人”回国。出于政治需要，日本政府对这五人“关怀备至”。

　　10月15日，五人搭乘专机回国。11月28日，日本国会就通过一条《北朝鲜绑架受害者支援法案》。法案承诺：5年内给其中单身者每月17万日元补助，给有配偶者每月22万日元补助；被绑架期间(即滞留朝鲜期间)的国民年金保险费由国家全额负担；帮助其学习日语和提供就业援助(不设期限)，等等。其后，日本从政府到民间到舆论，都对这五个人极大的关注和厚爱，使他们融入日本主流社会，有人在地方政府内任职，有的当上护士，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这件事情强烈地刺激了中国遗孤的自尊。可以说是直接引发去年12月份的第一次集体上诉的导火索。当时在东京和鹿儿岛两地，共有650名孤儿参与诉讼，但至今未见判决。

　　当时参与诉讼的一名孤儿愤怒地向来采访的日本记者质问，同样是日本人，同样是受害者，同样是身不由己，为什么国家和社会这样厚此薄彼？难道被国家遗弃在异国他乡是我们的错吗？我们只是想拥有一个普通的日本人该有的权利！

　　长野县的中国归国者联络会会长牧内春重本人也是遗留孤儿，16年前回到日本。他表示，“按照现在的政策，归国孤儿中大多数人只能拿不到3万日元的退休金，国家对去旧满洲的那些人太冷漠了。”

　　遗孤问题是日本的历史苦果

　　可以说，中国遗孤问题既是过去日本侵华战争的苦果，也是如今日本政府清算侵略战争态度的一面镜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地区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随后开始对东北地区实施大规模殖民活动。1936年8月，当时的广田宏毅内阁颁布《七大重要国策要纲》，其中第六条就是“在20年内，向满洲殖民100万户”。翌年，日本内阁又抛出《关于向满洲移民青少年的文件》，即后来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到1945年5月，共有167000多殖民者和58000多青少年义勇军布防在中国的东北及内蒙地区。1945年，日本大本营意识到苏联可能参战。于是，下达密令，为防卫日本本土，“满洲”地区可开辟为战场，意味着日本考虑放弃对居留其中的殖民人口的保护。8月9日，苏联红军挥兵南下，关东军在抵抗不到一个星期后，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顷刻土崩瓦解。当时日本优先撤出了大部分军人和青壮年，而留下许多妇孺在中国东北。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日本的敌视政策，中日关系中断，孤儿遣返工作也就无法继续。1952年，日本民间组织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继续进行遣返。

　　1958年5月，日本长崎发生侮辱中国国旗的恶性事件，中日关系至此彻底破裂。翌年，日本政府颁布《未归国者特别措施法》，把包括在中国的残留孤儿在内的13000多未归国日本人宣布为战争阵亡者，消除了这些人的户籍。此举为以后确认孤儿身份带来很大麻烦。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日本政府直到1981年才实施第一次对残留孤儿的访问调查……

　　正如原告在诉状中揭露的那样：日本战败时，政府对这些人的遣送置之不理；1972年恢复邦交后，长期消极应对，不作为；归国后政府支援不力，坐视他们饱受生活困扰。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一方。

　　然而，在第一次集体上诉中，应诉的政府辩护人竟大放厥词，说当时的满洲国是“主权独立国家”，日本政府对主权国家没有管辖权力等等，以此逃避责任。

　　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日本政府的这种不管不理、且颠倒是非的做法太令人心寒。正如当地媒体所说，“战争遗孤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希望社会把他们与普通日本人一视同仁。在富贵病泛滥的日本社会，对于这些历经苦难回到祖国的同胞，尚且如此冷漠，日本在国际上所谓‘援助大国’的自我标榜，岂不被人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