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评论

刘友德

　　当下中国，一方面，是各类刑事犯罪猖獗，亟需出重拳“严打”，维持公共秩序，为公民提供安全感；另一方面，全社会的人权或者说公民权利意识日益高涨，要求限制公共权力（包括警权）、依法行政的呼声强烈。

关于前者，且不提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动辄千万上亿的经济类案件；对人们心理威胁最大的是每天发生在一些大都市里的“双抢”（公安机关也推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屡屡重拳出击，以严惩犯罪）；关于后者，今年全国清理超期羁押、严禁刑讯逼供，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种种限制警权与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举措相继推出，可以说掀起了一轮贯彻“无罪推定”等法治原则的新高潮。

应当承认，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因为，从前的执法者权力“无边”，是建立在“有罪推定”的思维上的，冤枉人在所难免；而“无罪推定”（重证据，拿不出证据就限期放人等等）实行的是“宁可放过坏人，也不能冤枉好人”的原则。“宁枉勿纵”与“宁纵勿枉”两条不同的原则，价值取向不一样，短期治理效果也会不一样，以致出现了警察因缺乏法律证据而眼睁睁放掉明知有罪的人、有些狡猾的犯罪分子“有恃无恐”屡屡作案的现象。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任何“政策”选择都有利有弊，不过是权衡利弊作取舍罢了。

然而，有些问题的出现却与贯彻“无罪推定”等法治原则无关。

比如，《羊城晚报》9月15日刊出一篇报道说，现在“警察执法遭遇法律瓶颈”，并提出“盗抢多少才算刑事犯罪”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有许多并非出自“法律瓶颈”。“由于抢盗的作案方式简单，作案时间短促，犯罪证据的收集变得困难。嫌疑人往往咬死不承认，如果旁证欠缺的话，警察只能放人，可当事人情感上就不能接受了”，固然是现实，但没有证据就得放人，这个所谓“法律瓶颈”是不能突破的，不然滥用警权诬陷好人的事就会发生；而由警方在加强治安巡逻、多安装录像监视器等方面下功夫，则是完全可以做的事。

“而对于‘价值500元’的抢夺案件的起刑点，如果被抢夺包里现金很少，有一堆银行卡、信用卡，抢夺者要是没有从包里拿到钱，是不被计算被抢金额的。（因此，派出所只能放人了事）”，我觉得，这却说不上是什么“法律瓶颈”。这只是一个如何解释被抢金额的问题。有哪一条法规规定了银行卡里的钱不能算金额吗？

说到这里，才进入本文要说的主题：揆情度理，执法量刑都要先定性再定量。对于性质严重的犯罪，应当有一条“高压线”，试都不能试，一“试”就要他吃不了兜着走。

比如抢劫，不论他抢到多少钱，哪怕抢的只是一个空钱包，也不能一放了之。事实上，抢劫犯往往事前并不知道被抢者有多少钱，抢一元与抢十万元都是一个抢。而明火执仗的抢劫这种行为本身，其挑战法律、侵犯他人的猖狂程度，与小心翼翼的偷窃不可相提并论，与赤手空拳夺了财物就跑的“抢夺”相比其状态也不一样；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犯罪特征的抢劫，其对社会心理与公共安全的威胁，不论抢劫的所得是多是少总是很严重的。对于抢劫这种犯罪，要问的不是被抢物品值多少钱，而是抢劫手段凶狠程度、被抢者身心受伤害的程度。

中国古代有所谓“十恶不赦”，就是先论犯罪性质的，举凡谋反、弑亲、乱伦等罪，一犯就是重刑；此外，对于贪污赈灾救济款等罪行也是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这是很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常可从传媒上见到一些令人心存疑惑的惩罚。比如，对于贪污挪用扶贫款、水旱灾害救济款、“希望工程”善款与教师工资的，往往以普通经济犯罪或财务违纪处理……这种惩处都是有意无意忽视事情性质的表现。须知，执法的宽严是否允当，首要的是“定性”；“定性”不对，“定量”有多少意义？

最近，浙江警方宣布，一旦发现警察刑讯逼供，不论伤人轻重一律开除（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下一步的事）。这就是先“定性”，将侵犯人权的刑讯逼供设为警察法纪“高压线”。有了这样的“高压线”，相信就可以祛除刑讯逼供的顽症。

本报记者、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申请转载、摘编者请发电子邮件至nfzmcopycenter＠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