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诉讼的意义贡献于全人类，也贡献于人类的未来。”

———“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

　　亓昕　张大诺　本报驻京记者　刘鉴强

　　2003年9月29日，东京，13名受日军化学武器伤害的中国人对日本政府索赔一审胜诉。代理这个案件的是“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自1995年起，这个律师团代理了大部分中国人对日索赔诉讼案件。

　　短暂的胜利

9月29日12时，一个日方律师把胜诉的消息通知北京，在芦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代理此诉讼的中国律师苏向祥和日本律师渡边春己大笑着热烈拥抱。而尾山宏先生，“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冷静。只是当晚，他半夜一个人出去买了一瓶红葡萄酒，悄悄地庆祝这个他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诉。

然而，胜利的喜悦却是短暂的。10月3日下午，日本政府宣布上诉。当晚，在律师团举办的司法记者与受害人见面会上，“9·29”诉讼代理人之一、日本律师南典男对政府不勇于承认错误的行为感到失望。他说：“上诉是对我们所付出劳动的玷污，这样的政府令我深感耻辱。”日本国会女议员中川智子则长跪在受害人李臣面前，请李臣原谅她没有及时阻止小泉政府上诉。

当天，日本政府禁止所有媒体再对“9·29”审判做任何报道，即便如此，见面会上，各大媒体全部到场。10月8日，受日本本土化学武器伤害的日本人与刘敏、李臣联手，在国会及内阁府门口举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而联合起中日双方的受害人，一直是律师团的计划。

日本政府上诉后，律师团的律师们全部行动起来了，调动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泉泽章律师甚至“发动”怀有身孕的妻子到大街上散发传单……天天集会演讲、会见大学生。

　　忏悔自己国家的罪行，才是真正的爱国心

成立于1994年的“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与两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尾山宏和小野寺利孝。

尾山宏是这个律师团的团长，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是日本知名律师。1963年，33岁的尾山宏认识了家永三郎，家永三郎影响了尾山宏作为一个律师的全部价值观与历史观。

家永三郎是史学家，日本历史教科书编撰者。他在发现文部省删掉了历史教科书中由他编撰的“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等全部内容后，决定起诉文部省。为此，他找到了尾山宏。

这场诉讼持续了32年，以家永三郎的胜诉而告终，此时他已去世。

在这32年中，尾山宏说，没有谁比他更理解家永三郎曾经发誓诉讼到底的目的：忏悔自己国家曾经的罪行，才是真正的爱国心。

今年65岁的小野寺利孝，是这个律师团的干事长，也是最早的发起人。1994年，小野寺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惊呆了。他说：“对那段历史，我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才明白，我什么都不知道。面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我只能一次又一次谢罪。”

同年5月，日本法务大臣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给小野寺以强烈刺激，最终坚定了他发起成立律师团为中国受害人伸张正义的决心。律师团8月就宣告成立，口号是：“战后50年，日本的良心被追问。”

“尽管我们知道道路艰难，但是，我们要让家永先生的精神长存，我们要让日本政治家改变他们的历史观，我们要还给日本国民一个历史真相，我们要让战争受害人得到补偿，我们要安慰那些受伤的心灵……”尾山宏安详地坐在沙发上，表情肃穆。

　　屡败屡战

律师团代理的第一起诉讼是于1995年8月7日起诉的山西慰安妇案件。同一天起诉的还有“731”人体试验、南京大屠杀和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案，后来陆续有刘连仁劳工案、遗弃化学武器及炮弹案、李秀英名誉权等一系列案件。

“一开始，中国受害人对我们并不信任，”渡边春己律师说，“他们怀疑我们自己花钱做这事，是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或者为了出名。直到我们带他们去日本，并在法庭上陈述后，我才看见那样的目光：亲切，信任。而获得信任，我们才觉得诉讼有可能成功。”也就是从那以后，在8年多诉讼里，所有日本律师不称呼中国受害人为“当事人”，而是“朋友”、“伙伴”。

苏向祥与日本律师团接触已有8年。8年来，日方律师的锲而不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几乎天天都在‘撞南墙’，但绝不回头。”

这里面不单单有起诉日本政府的艰难，还有民众的不知情，以及日本右翼势力长期的干扰。作为团长，尾山宏是右翼势力的靶心。但当问起他这么多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的时候，他想都没想：“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在诉讼中，尾山宏始终保持着冷静。他说：“这么多年不论什么诉讼，其他律师哭，我都不哭。保护中国的受害者，在整个律师团里必须有一个人保持绝对冷静……但有时候我会发怒，在法庭上猛敲桌子，这样对法官会有影响，让他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否则律师怎么会那么愤怒？”

通过律师团的努力，南京大屠杀事实被法院认定后，尾山宏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以前我的学生问及南京大屠杀，我都不敢以肯定的口吻讲述，现在我知道该怎样对他们说了。”

2001年7月13日，律师团在刘连仁案上迎来第一场以日本政府为被告的胜诉。这是中韩民间对日本政府和企业提起的60件战后索赔案中，第一件确认日本政府损害责任的全面胜诉的案件。

一向冷静的尾山宏，听到审判结果后，当场瘫倒在法庭上，而其他律师则兴奋得“像疯了一样”。

　　把整个生命放在这件事上

律师团的规定是：不向中国受害人收取代理费，受害人来日本的一切费用均由团内解决。律师团的经费是基本由退休的日本老人组成的“支持会”所捐出的一部分退休金。

近几年，由于诉讼多为败诉，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支持会”已是捉襟见肘。律师们除无偿代理所有相关诉讼外，早就开始自觉垫付费用。中方代理律师苏向祥介绍说，他们生活都很一般，没有车，渡边律师一家四口就挤在一间不足40平米的房子里。

即使这样，除了法律上的援助，律师团还倾其所能帮助中国受害者。苏向祥说，日本律师们把整个生命都放在这件事里了。世本润律师在听到5月15日另一批中国化武受害者诉日本政府败诉后，竟出现精神轻微失常住进医院；立木丰地律师在中国劳工诉日本福岗三井矿山公司案的判决前夜，彻夜难眠，最后跑到“神社”去求签；有位律师在做了心脏手术后，戴着心脏起搏器奔波于中日之间，为中国受害者搜寻整理证据，跑了好几年……

“在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像他们那样。”苏向祥感慨地说。2002年3月，苏向祥第三次赴日。他清楚地记得开庭时，整个法庭之上，除了他和受害人以及一个中方翻译外，旁听席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先后几次赴日所参与的全部活动，也很难找到一个中国人。对此，苏向祥说，“我多希望在日本，有人用我们的母语对我说：‘苏律师，我们支持你们的诉讼……’”

齐齐哈尔“8·4”事件的出现，曾一度使类似案件备受关注，中日双方的律师希望利用这一契机，使经费问题有所转机，因为他们想把44位受害人全部带到日本去现身说法。然而截至目前，除李贵珍家属刘爱平一人的费用由河南《大河报》捐款解决以外，其他受害人去日本的希望渺茫。令人欣慰的是，今年“9·18”前后，由北京《法律服务时报》记者杨迎春和回龙观小区业主周文博等人的发起，北京天通苑与回龙观小区的业主网站为受害人捐款近两万元，这笔钱是苏向祥8年来收到的第一笔捐款。

关于经费问题，中日双方律师的长远考虑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利用赔偿金的一部分建立一个“基金”，全部用于受害者诉讼。苏向祥则希望：“有一天我们不拿日本人的一分钱，全部用我们自己的募捐所得，让受害人到日本去告日本政府！”

诉讼还要继续。当被问及“如果有生之年看不到历史问题的清算，您如何评价自己以及律师团多年的努力”时，尾山宏说：“看不到胜利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通过判决教育日本国民。其实，每次开庭审理，包括中国原告到日本，都是对日本国民的教育。即使败了，对历史的认识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