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并不复杂的行政诉讼案，郭文富不服河北省行唐县地税局强制处罚措施，将其诉至法院，此案先后经行唐县法院和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审理。

　　这又是一起并不多见的行政诉讼纠纷案，两审法院判决截然相反。行唐县法院用调取证据，与原告的证据作对抗，来证明被诉方行政行为合法，确认行唐县地税局采取强制措施合法。而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人民法院调取证据规定的立法目的，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行唐县地税局强制处罚决定。

　　2003年9月23日，原告郭文富向行唐县法院递交行政赔偿诉状，要求行唐县地税局赔偿因错误的行政强制措施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170万元左右。

　　据郭文富称，1996年底，一位在行唐县扶贫干部告诉他，当地山里有一种“黑石头”有开发价值，他就跑到行唐县考察。经过一年多探矿、采样、鉴定，初步认定其是一种花岗岩。行唐县河包口村村民许某闻讯找来，说他家承包了一座荒山也有这种石头，双方可以合作。经过协商，两人签订了5年承包开采花岗岩矿山合同，并在行唐县法律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合同规定，矿主许某负责在本地申领个体营业执照，承办各种手续，缴纳各种税费，郭文富负责组织机械设备上山承包开采作业。

　　然而，矿主许某并没有按照合同要求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2001年10月17日，行唐县地税局将在许某矿山作业的两台铲车扣押。

　　行唐县地税局扣押依据是两部铲车在许某矿山作业。事实上，两部铲车所有权既不属于许某，也不属于郭文富，是郭租赁使用。

　　2002年1月，郭文富向行唐县法院递交行政诉状，起诉行唐县地税局，违法扣押租赁铲车。

　　2002年4月16日，行唐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郭文富出示了铲车租赁合同，两位铲车主及铲车司机也当庭出具了发票证据。行唐县地税局当庭出具对许某调查笔录，但没有出具铲车产权证据。

　　开庭后不久，行唐县法院在4月19日对涉案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其中县法院调取了一份关键证据成为此后两审法院判决的焦点。

　　行唐县法院当天询问许某。在这份调查笔录中，许某称，地税局扣押的铲车，是郭文富租赁来的。法院在同一天从当地信用社调取一份证据，显示许某曾在1999年10月21日从当地信用社办理抵押贷款，包括一部铲车，郭文富以铲车共有人的身份签字同意。

　　行唐县法院审理认为，该部抵押铲车在前（1999年10月），郭某与铲车主租赁协议日期（2000年3月）在后，确认行唐县地税局扣押铲车的强制措施合法，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郭文富不服一审判决，向石家庄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2002年11月10日，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二审法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行唐县地税局应当对扣押行政行为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应当证明所扣押的铲车物权归属于许某，但诉讼中行唐县地税局未能提交直接证据。行唐县法院调取的证据不能认定铲车物权归属于许某。

　　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判决书还称，行唐县法院调取证据应当是针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核实。从一审判决看，行唐县法院用调取的证据与提交的证据作对抗，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人民法院调取证据规定的立法目的，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

　　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撤销行唐县法院一审行政判决，撤销行唐县地税局对许某作出的扣押两台铲车的强制措施，一、二审诉讼费由行唐县地税局负担。

　　这起行政诉讼引起当地法律界人士关注。此间专家认为，行政诉讼期间，法院以调取证据，来证明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的判决并不多见。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杨伟东博士说，行政诉讼法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证据收集调取有过规定，一是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而且要有充足的证据。二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后，行政机关收集补充证据无效。三是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后，行政机关收集证据无效。四是人民法院审理期间，法院调取的证据应当是针对当事人的证据进行核实，而不是调取证据与原告证据对抗，来证明行政行为合法。

　　郭文富打赢了这起行政诉讼官司，却因矿山无法开采下去，生活陷入困境。2003年9月23日，郭文富向行唐县法院递交了行政赔偿起诉状，请求返还非法扣押的两台铲车并修复至原状，确保正常使用。赔偿自扣押之日起至铲车修复返还之日的全部租赁费用。赔偿因铲车扣押造成矿山全面停工直接经济损失137万元。赔偿相关人员和郭文富的全部工资。

　　郭文富说，他相信法律会给他公正判决。（记者/许海涛）（来源：中国青年报）